尽管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的《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中法国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但是学界尤其是中国比较学者对它的认识仍然不够。甚至有学者以为其“对于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来说，并无实质性的创新与超越。”（乐黛云《比较文学简明教程》，第31页）而实际上，无论从立意或是体系上，基亚的《比较文学》与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都有着显著的不同。

梵·第根承认，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评论，而基亚则将比较文学完全等同于影响研究，他甚至将比较文学更名为“国际关系文学史”。（马·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1页——下文只标明页码）他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书与人，这里的书不是指作品，而是指各国的“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简介”甚至是外语词典。而人则是指两种文化之间作为媒介的人。（第7页）因此他建议，比较文学的研究者首先应有能力读懂原作（第5页），其次要了解作为媒介者的外语水平。（第7页）

这两条建议的可行性其实是很可疑的。首先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很多文化传播的媒介者并不完全等于作品的译者，他们有可能不是直接从原作中得到影响，甚至完全不懂自己所传播文化的语言，而是从某一种译本本身，甚或是该译本的错误之中得到影响的。对于这些人来说，相对于了解更多的原作和他们本身掌握外语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译本的版本，以及该传播者对某一种译本的接受程度如何。其次，在一名传播者已经去世的前提下，他的掌握外语的程度很难用既有的数据来测量出来。何况这种程度本身也并不具有一个标准，他所举例的伏尔泰只不过是一个刚好巧合的个案罢了。（第7页）

总的说来，基亚的意见是将比较文学视为“文化传播学”。在影响研究上，他梵·第根标准更为严苛、论证更为偏激，细节更为琐碎，也更为具象化。例如梵·第根只是概括地探讨了某些典型形象的流变，而基亚则具体论证了浮士德、唐璜形象的变化过程，并联系到玛丽女王这一历史形象的演变——当然，后者可能是另一个学科的范畴，类似于中国文学中曹操形象的变化一样。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基亚所建立的体系较梵·第根更为科学、深入与庞杂。他首度提出了形象学，包括后来学者所说的“套话”（基亚把它称为“旧的传统”，第114页），他也首先探讨“那些有意的篡改”，提出了翻译对原意的背叛。（第25-26页）而在源流的研究上，梵·第根将源流和影响定义为方向上的差别，而基亚则将之定义为范畴上的，认为个体对群体的作用是一种影响，而群体对群体的作用则是源流。（参考第51-91页）两者的差别亦即个性与民族的差别，个性的传播是一种影响，而民族性的整体转移则是来源。这一点本身十分重要，但是依然没有为当今的学者所重视。因为这一种探讨有可能为比较文学开拓一条新路，即从宏观上进行民族文学的品质（character）进行分析，以探究每种民族本身的特质（specialty）。这也是基亚所认为的影响研究的另一重含义，他用莎士比亚与歌德做例子，认为通过同一作家的对本国和别国的影响差别可以为研究本国文化提供另一种视角。（参考第65-71页）

所以他拒绝承认梵·第根所找出的多种文学的共同点而建立“总体文学”的设想便不难理解了，二者的分别是具体与整体的差别。基亚的立足点是本国，而梵·第根的立足点则在世界。在梵·第根看来，总体文学是影响研究推导下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影响研究则是由果推因，不可能在没有事实的前提下推断出某作家、作品对别国、别人的影响，而总体文学在本质上并没有一个世界各国交互影响的结果，所以也不能从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建构总体文学。从这个意义上，基亚对梵·第根的否定并非没有道理。

综论之，无论在范畴与体系，基亚与梵·第根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全书最后，基亚提到第一版末尾有一个关于比较文学领域的一览表，可惜译者没有将其译出，否则我们可以藉此见到他更为完整的体系——看来基亚所说的要我们懂一点原文，也并不是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