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是比较文学中一部重要的著作。全书共分一个绪论和三个部分，在绪论中，作者主要探讨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中的位置，并规定了一些基本概念。书的第一部分，梵·第根回顾了比较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在回顾的过程中，又得到自己对比较文学的一些基本意见。。第二部分探讨比较文学的概念和方法，总结了比较文学家所取得的成绩。第三部分极小，表明一种目的，即最终极的建构为总体文学（戴望舒氏译为“一般文学”）。三部之中的总体意见是以影响研究为主的，旧说以为梵·第根是法国学派之代表，也实基于此。

不过我们务须分辨的一点是，法国学派不同于法国学者。后者只代表一种身份，而前者则意为在历史上法国最为主流的学派，或以法国人为主的学派，他们的主张是影响研究。这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等于曾经或今天的法国学者个人，也不等于他们的总和。同样的，将美国学者等同于美国学派或者平行研究的一派，也是不确切的。

事实上，早在梵·第根之前，已经有多法国学者进行了平行研究，甚至我们可以说平行研究的出现是先于影响研究的。据梵·第根书的第一部分，施莱格尔兄弟和格林兄弟就是平行研究的先驱，而影响研究则一直到斯达尔夫人的《论德国》才算产生了一些影子。故平行研究早在梵·第根的视阈之内，只是他认为平行研究“没有历史的涵义”（《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1月版，第4页——下引此书，只标明页码）。因此相对于平行研究，他侧重或更提倡与文学史上的研究，亦即我们后来说的影响研究。所以，梵·第根将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的一部分”（第6页），也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事。

梵·第根指出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会通过作品之间的比较而产生“本能地偏爱”（导言第2页）。所以一切文学批评，都只是基于文学的不同方向的接受偏好。而这种偏好，实际上也是通过比较这一方式实现的，比较可以视为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之一。同时，梵·第根相信，文学史的目的在于“它重新把作品和作者安置在时间和空间之中，把作品和作者之可以解释者均加以解释”（导言，第4页）。梵·第根视文学史是纵向的文学批评，所以比较文学终究的意义仍然归结在文学批评上。

梵·第根所提倡的影响研究，不是研究内在的影响，而是强调外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一切艺术作品都是民族（race）、环境（milieu），时代（moment）共同作用的结果。梵·第根认为，在丹纳的结构中没有提及影响（第11页）。但实际上，在丹纳的结构中，影响本身已经作为一种因素渗透在里面。所谓民族，就是一个民族固有文化的影响。所谓环境，是一个人的个人经历，所处环境带给他自然和人文上的影响。所谓时代，就是宏观的历史时代与微观的个人发展阶段对他的影响——三者合而为作为“人”的对作品的影响。彼三种影响既是作品形成的内因，也是文学史形成的内在因素，而梵·第根所研究则是指外来因素对作家和作品的影响，这才是比较文学的意义所在。

不过，这种影响的研究不等于文学史上的影响追溯。因为后者只将特定的作家或作品作为个案，而比较文学的目的则将其整合归纳成为一种新的学科。影响研究的一个分支是舆誉学，即研究影响与影响的方式本身。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因为除了作家和作品，影响者与被影响者（梵·第根称为放送者和接收者）之外，还有第三种因素，即传递者，或者我们将它称为“媒介者”。但这种针对于媒介的研究，又不等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传播学，因为传播学的结果，很少发生质的改变，但是影响研究的结果就不那么如人意了。

平心而论，以梵·第根当时的见识和目的来说，他所建立的比较文学体系是无懈可击的。在梵·第根的立场上，比较文学最终是要向着总体文学而去的。他引勃吕纳狄尔的话说：“我们应该把各国同有的文学史归附到欧洲文学之一般的历史中去”（第144页），尽管他取消了勃吕纳狄尔话中十分绝对的意思，但总体文学是比较文学的趋向应是没有疑义的。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与总体文学的出现，有可能出于欧洲文化、历史统一的需要，是否有最终完成政治统一的意思，梵·第根没有表明，我们也不宜臆测。但那时的状况（也包括现在）却是，对欧洲各国而言，都不可能脱离欧洲这一整体而存在。而欧洲各国文学乃至文化之间，虽有互相密切的联系，却又非统一。故梵·第根之所以提出“真正的国际文学史”（第167页），只限于欧洲文学史自身，他所建立的影响研究为主要模式的比较文学体系，也是以欧洲为本位的。

以法国本身为例，无论在材料上、形式上、内容上，法国都曾经受到外国的影响（第57页）。梵·第根甚至相信，就连本国的文学传统也往往来自于外国。这在欧洲文学本身而言当然是一个事实。即使将美国加进来，这一体系也差强可以成立，因为美国立国时间短，文化传统薄弱，影响居多。然一旦加入中国，何其体系便有瓦解之虞，盖欧洲的文学，是不同文化下的影响，而中华的文学，则是同一文化下的变迁。中国，至少在二十世纪之前，所有文化、文学都来自中华民族的自我发展，而其对外的辐射，也仅局限在东亚，东南亚的中华文化圈，完全是独立在欧洲文化之外的。

事实上，因中国之思想长久、驳杂之故，即使研究二十世纪之后西方对中国思想的影响也很难完全释清。如以梵·第根所言思想与情感上的影响而论，对于鲁迅思想中某些“愤世超人”的内容而言，那些来源于尼采，哪些来源于嵇康，便实在是难说清楚的。所以，单纯以影响研究套用在中国文化，必然使总体文学建构产生一大部分缺失。

以主题学为例，梵·第根将主题学在比较文学上的意义归纳为：一、看到后来人对前人的因革，二、通过同一主题下的写作差异比较二者风格、观念，以及观众接受的区别。（第64页）但这个意义，最多是“文学的比较”上的，而非比较文学上的。在这里，拒绝承认平行研究的意义的梵·第根无疑陷入了一个瓶颈。以世界文学的眼光来看，主题学不应作为比较文学的下属分支，例如中国的杨贵妃，孟姜女的故事，完全可以列入主题学，但无法进入比较文学范畴。梵·第根仅仅着眼于唐璜、浮士德和吉诃德，蔽于欧洲文学的极限，连学科区划也产生了偏颇的影响，更遑论总体问题的建设了——问题讨论到这里，就不再是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之争，更主要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选择。比较文学在上世纪末陷入僵局，其缘由也在于此。

只是好在随着科技的普及，交往的便利，以及中国自身的强大，世界比较文学界也开始注意到中华文化圈以至整个亚洲文学的贡献与意义。相信，加入了亚洲文学的比较文学会重新恢复它的生机，而整个人类的文学和文明的历史可以进一步向总体文学、世界文化的道路上逐渐发展、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