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是中国词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他的词以“骫骳从俗” 而著称。具体而言，他的词以抒发自我情感为主，注重词的音律性，并开创了慢词这一形式。而在风格上，柳永之词更为俚俗，市井气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使得柳永在当时的接受程度并不高。北宋张舜民《画墁录》记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晏殊引句出自柳词《定风波》：“自春来、惨红愁绿，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锦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全诗俚俗香艳，而当时宋初的词坛则以优雅、不去官场为主要旋律，柳永的这种轻俗之词自然不受当时人的优待。

而到了北宋中期，以苏轼为首的宋代第二代词人开始对柳永进行有保留的吸收。开始注重抒发情感的自我性，并且重视慢词的写作。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喜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 可见苏轼并不排斥柳永的婉约词风，而且还以己词与柳词相比，可以看出柳永词作在苏轼心中的地位。

另一个故事则表明了苏轼对于学习柳永的保留。据南宋曾慥《高斋诗话》：“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可见苏轼对柳永婉约词风的保留态度。

到了南宋，理学走向兴盛。南宋思想家朱熹认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也就是主张求天理、天道，而忽视人作为生命的自身感受。并且极度强调道德意识，就连诗经上的一些篇目，也被他刺为“淫奔之诗”。柳永之词非但强调诗人自身的感受，而且以艳体为主，多为倡家写作。这样的风格当然不受当时的理学家欢迎。

但到了元代之后，柳永的词风逐渐受到认同，并且产生了一系列以柳永为创作对象的杂剧，如《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风流冢》、《变柳七》等。同时，元代以后以创作为专业的文人开始增多，并且像柳永这样甘心做浪子的文人也开始增多。如关汉卿便自谓：“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究其原因：首先，元王朝为少数民族政权，执政的蒙古族属游牧民族，对于中原农耕民族文化中读书做官之途无法接受。且除元世祖忽必烈之外，大多数帝王对于文化和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当时人分十等，儒生位列娼妓、乞丐之间，并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称。元代科举时行时废，并且具有民族不平等性，这样就阻碍了汉族知识分子的上进之路。这与柳永的经历不免有些相似。

据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记载：“仁宗留意儒雅，务本向道，深斥浮艳虚华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淫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转官。”由此可见，柳永与元代文人都有一段仕途无望、进途受阻的经历。正是由于如此，使得元朝文人与柳永风格相近，注重自我情感，走向艳丽浮华之风。

但与柳永不同的是，柳永词风的形成只是个人风格的改变，虽然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但对于当时来说，并没有整体影响到那样一个时代。而相对而言元朝文风的改变却是整体性的、长时期的（元朝前后立国97年之久）。这种文风的改变对整个汉族知识分子有着更为广阔、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如奏章一类需要实用的应用型文体也开始走向浮华。

据《明史》记载，刑部主事茹太素“陈时务累万言，太祖令中书郎王敏诵而听之……次夕，复于宫中令人诵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因令中书定奏对式，俾陈得失者无繁文。”但到了嘉靖时期，皇帝追求长生，善作青词者往往受到宠幸，甚至可以位列首辅。由是，繁冗、富于文采的文风再次得到提倡，类似柳永的风格当然也就容易为当时的文人所接受。

所以，元代以后柳永被接受的其次原因是当时文人文风的集体改变，而这种改变的趋势又与柳永的文风相合。再次，元代以后，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冗官增加，明朝弘治年间大臣马文升言：“京官额一千二百余人，今传奉官八百余人。内实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于今日”这些官员不充任实职，被称为“员外”，工作的时间很少，清闲日子很多。于是在奢侈的生活之余，也开始注重文化的培养。他们雇佣了大批文人陪同自己吟诗做对，这些帮闲的文人被称为“清客”。清客们创造出来的文学同时也成为了明清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清客文学，无疑又是以通俗和艳丽为主的。

而同时，从明末云间词派以来，清初文人填词蔚然成风。且到康乾时期，文字狱大兴，也使得大量文人就将才学转投入填词，所以有清一代号称词的中兴。且由于文字狱的缘故，使当时文人几不敢有涉于政治，只能转而走向自我。所以，柳永的通俗艳丽、追求自我的文风开始称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以上，我们简要梳理了柳永词风由宋到清的接受过程，并简单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发现：柳永词风的接受不但与文人创作的主要潮流有关，而且决定于一个时代的社会风气。这种接受是文学传统和社会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