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宁城之前，我们来到大明塔下的辽都饭店吃饭，这是我五次来辽中京第一次在塔下饭店就餐，有一种静静享受大明塔的感觉。饭后，同行的@耶律宗元对我说：“要来雨了！”，我登时心下一沉。

……要知道，早在一周之前，我就被端午节日的宁城天气预报所困扰。特别是出发当天，最新的天气预报还报出辽西地区是强对流天气，暴雨中在车里看塔可是我最担心出现的场景。尽管我一直不相信辽西地区能下多大的雨，但出游过程中，心态一直处在不安之中。在建平的一宿，我一直在夜阑卧听风吹雨的惴惴不安中渡过。好在同寝的@耶律宗元是位天气预报大神，他一直告诉我不会下；即使下，也是毛毛雨。事实证明，@耶律宗元的确是大神，我们在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从叶柏寿赶往天义的路上，突降瓢泼大雨，我慌忙向@宗元诉苦，可@宗元竟然神态自若。果不其然，一两分钟后我们就驶离了降雨云带，再定睛一看，连地面都是干的，看来宁城县城天义镇及周边根本就没下。上午到了大明塔下的辽中京，也是阳光明媚，令我开始对@耶律宗元的天气预判深信不疑……

可这时@宗元突然说要下雨了，尽管看塔的任务已经完成了2/3，但剩下的1/3也不能就在雨中荒废啊！当我正苦恼时，@耶律宗元问我下一个目的地的距离，“60多公里。”@宗元马上说：“那没事了！”

果然，当我们在老哈河东驶上赤凌一级公路后，大暴雨如约而至，还不时伴有闪电。我们在暴雨中向北行进了约有20分钟，车窗外的雨渐渐小了，远方的滚滚乌云中出现了一小块如同钵盂口的蓝天，蓝天上白云朵朵（下图）。同行的蔡老师问我：“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远方的蓝天下么？”我回答：“差不多。”有了@宗元的准确预见，我心里有底多了。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在楼子店附近驶离赤凌一级公路时，头顶已经是一片晴空了。

我们从楼子店驶上通往小五家的村道，村道路况尚可，地势一路降低。过了大金沟不久，前方矗立于山巅的静安寺辽塔赫然出现在眼前（下图）。尽管静安寺塔本身体量不大，但其独占山顶，此时此刻远观之显得非常宏伟。塔顶那圆形的覆钵，也是非常的清晰（下图）。

望着那半圆球形的覆钵，我忽然想：远观如此清晰的覆钵形，为什么多年来就没有人意识到此塔就是以覆钵收顶的呢？多年以来，人们一致认为此塔是残损了半截的辽式密檐塔，除了对辽塔的形制种类琢磨不够的因素，还有什么原因呢？

原来，静安寺塔在维修之前相轮缺失、覆钵残损，（下面四图为塔友@风雨行进所拍），可见覆钵体在东南面偏南的方向缺损了大致有1/3，东北方向也有少部分缺失。只有从近似正北的方向平视，才能看出覆钵的形状。而静安寺前的公路又是东偏北——西南走向，来往的人们根本注意不到塔顶是圆形的（多说能看出1/4个球体），再加上残破的塔檐和残缺的覆钵组合在一起，完全是半截子塔的模样。

而游客平素登山，都是在塔的东南方向攀登，可巧覆钵残损最严重的就是东南方向，所以很不容易察觉。等到登至山顶塔下，反而整个塔顶都看不到了。

只有像@风雨行进那样登上静安山，在塔北远处平拍，才能看出覆钵的轮廓，才能看出那久被人诟病的塔顶，不正是个半球形的覆钵么？而这一拍摄位置，平素是少有人抵临的。

但仅根据塔顶的半球形覆钵，来确认此塔的形制，还是不全面的。现观我国尚存的几座金元覆钵密檐组合式塔（下图），可以总结出：塔身往下与常见的辽式密檐塔几乎一致，但塔身往上再无任何仿大木作构件，第一层檐下无斗拱（而辽代密檐塔第一层檐下斗拱乃仿木之精华），转角饰以小塔或经幢（无仿大木作之檐柱等）；密檐以枭混曲线出檐，皆为三层，第三层檐上为覆钵体。而这些特点都是赤峰静安寺塔所具备的。

赤峰静安寺辽塔（下图）的形制得到确认^[1]后，那么有一些介绍古塔的文字资料就应该改写了。

很多文字图片资料在提到覆钵收顶塔时，总是喜欢拿出蓟县观音寺白塔（下图右）和房山云居寺红塔（下图左），将这两座塔并列在一起说事。

事实上这两座塔除了都是建于辽代外，在形制上相差甚远。人们喜欢把它们归为一类的原因是因为人们过去普遍认为覆钵式塔是随着喇嘛教传入中土而在元代新出现的塔型，认为蓟县、房山二塔的覆钵相轮结构都是元代以后维修时所改。

这个观点影响至深，以至于先贤梁思成先生都推断错误。梁思成即认为蓟县观音寺白塔“盖在晚明，塔之上部必已倾圮，惟存第一、二层。而第三层只余下半，于是就第三层而增其高，使为圆肚之座，以上则完全晚明以后所改建也。圆肚上之八角部分，或为原物之未塌尽部分，而就原有而修砌者，以其大小及位置论，或为原塔之第六层亦未可知也^[2]。"

归根结底还是先贤们走的塔少，不似我们今人可以寻访多处古塔一一对比，现代化交通工具非梁先生当年之驴车所能比拟。

如果见到另外的同类古塔，那可能感觉就不一样了。比如刘敦桢先生，他曾来过河北易县太宁寺双塔，提出过覆钵相轮有可能在元代之前即传至中土的观点^[3]，但因为证据不充分，也未能引起重视。倘若梁思成先生也见到过易县太宁寺南塔，估计就会改变对蓟县观音寺塔的看法了。

事实上，房山云居寺北塔本为楼阁式塔，其覆钵相轮部分确为后世所改。而蓟县观音寺白塔，在1976年唐山地震后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在现覆钵内还有覆钵，现覆钵为后代包砌的产物，内覆钵为辽代始建时的原物^[4]。这就直接证明了覆钵相轮结构是原装的，至少在辽代就已传至中土。可当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辽代这种覆钵密檐组合式塔只出三层密檐乃定制，在画复原图的时候还是思维定式，非要参照房山云居寺北塔的相轮根部来复原^[4]。房山云居寺北塔的覆钵相轮结构为后世所改，以辽代之后改动的形制作为辽代始建时的复原依据，岂不可笑？

我根据《考古学报》上给出的“双檐一座”复原图（参见下图三塔之中塔），略加修改，给出了我心目中的蓟县白塔“三檐”复原图（下图左塔）；下图右塔为蓟县白塔现状。

纵使蓟县白塔考古报告问世已20多年，可人们依旧没有把覆钵收顶塔看成是辽代一种独立的塔型，以致今日仍有元代改建的文字见诸报端，例如2015年10月25日《燕赵都市报》登载的文章《鹫峰寺塔的发现》^[5]。

文中认为：金朝灭亡后，旧有的审美开始打破。由于蒙古人的提倡，流行于西藏的喇嘛教开始在内地传播，喇嘛塔作为佛塔中的新样式，亦开始传入内地。

而位于河北阳原县的鹫峰寺塔当时刚建了一半，因战乱在金元更替之际停工了。等再次开工的时候，提倡喇嘛教的蒙古人已成为统治者。佛塔的建造者发现，按原计划建造这座佛塔已不符合新形势，亦有悖于现实需求。朝廷的审美趣味和方向发生了改变，佛塔的建造亦要跟上时代。于是新建的鹫峰寺塔（下图，塔友@天翔128所拍）上，密檐塔和喇嘛塔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文中还提到，鹫峰寺塔的改建是一种大胆的符合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创新，使喇嘛塔融入到内地信徒的内心。

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会有这种完全臆想的文章发表？蓟县白塔真相的宣传程度不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学界普遍认为蓟县观音寺白塔这座辽代覆钵密檐组合塔，是辽代的孤例，缺乏作为确凿证据的力度。

可现在不同了，赤峰静安寺辽塔的形制得到了确认，说明了辽代存在这类塔的事实。一座是孤例，可能是偶然。而距离并非很近的两座形制相近的辽塔的存在，就不再是偶然了。所以以后再提到蓟县白塔，一定要更换掉它以前的同伴，换成赤峰静安寺塔。赤峰（下图左）、蓟县（下图右）二塔才是这类塔的祖型。

辽之后的金元，也建了不少这一类的塔，都是覆钵三檐组合式，三檐应为定式，檐下皆无斗拱。所以说所有的覆钵密檐组合塔，都是原装的。如果还有人硬说是后世改造的，难道改造时还要故意除掉斗拱？难道不管是建没建完，不管是尚存几檐，都要统统改造成三檐？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类塔，定义为覆钵密檐组合式塔并不贴切，因为其无仿木结构，并且只出三檐。特别是塔身往上全无砖仿大木，完全区别于辽式密檐塔。同时又鉴于其形制区别于元、清的覆钵式塔（喇嘛塔），我觉得可以称这类塔为“辽式覆钵塔”或者叫“覆钵三檐组合式塔”。

下午三点许，我们一行人登至静安山顶，来到静安寺塔下。阳光照耀着塔身的西半面。跟三年前我第一次来时相比，须弥座上缠绕的藏传五彩经幡更多了，厚如锦被（下图）。更主要的，是塔身四正面的券龛中新塑了佛像，本以为会塑金刚界四方佛，可细看却不是。

佛像呈黑色，其实我早在山下远望时，就发现券龛处有发暗的颜色（参见下图），当时还以为又是新增的不规则状盗洞，闹了半天是新塑的呈黑色的佛像。

这四尊新佛像（见下面四图，顺序由左至右依次为北、西、南、东面）估计又是居士们的主意，就好比那塔顶的金属相轮，也应是维修时，居士出资复原的。其实相轮并不是塔刹，本应为砖砌。推测原塔相轮也应该是也毁于1290年的武平路大地震。

不看这些当代居士新搞的了，还是看看辽代原装的砖浮雕菩萨吧（头部除外）！菩萨双足各踏一朵莲，手托供物，衣纹线条流畅，极富辽代人物雕刻的曹衣出水之风（参见下图，分别为西北隅面和西南隅面的菩萨）。

关于静安寺塔年代的考证得益与2000年出土的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同时萧氏墓志的出土也帮现流落于宁城辽中京大明塔下的“大辽义州大横帐兰陵郡夫人萧氏创建静安寺碑”找到了家。

正是由于此塔和大明塔的这种缘分，以及二者须弥座上共有的大型“卍”、“卐”字纹，成为了我选择带队端午出行来此的原因。

创建静安寺碑中记载，静安寺为咸雍八年（1072年）落成，当时并未建塔；萧氏墓志记载，耶律昌允妻萧氏病逝于大安七年（1091年），享年81岁，当时塔已落成。所以推断赤峰静安寺塔的年代时间段应为1072-1091年。

下午4点，我们离开静安寺，启程返回。坐在车上，我感觉既疲惫又轻松。这次端午出游凡是遇雨都是在行进的车上度过，在牛河梁附近的国道上行驶时，我找到了久违的度假的感觉，在从中京驶往静安寺的赤凌一级公路上，我感觉心都飞了。

回程时由于遇到赤峰地区205省道修路，再加上返抵沈阳时又遇一场大雨欢迎我们归来，下车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

我与陈队长、孙英魁老师一起打车返回大东区的家。孙老师家离我家很近，在陈队下车后，孙老师又将我送至小区门口才独自乘出租车回家。我当时很不好意思，明明应该是我先送孙老师回家才是。

回家后的第二天，我发现我的喝水杯子不见了，这只水杯是我的出门专用水杯，它曾陪我到过英国、巴林右旗、义县、阜新、北京等很多地方。水杯丢失我很难过，我回忆可能是在下车时从背包袋里掉落在了旅游车上。我马上联系陈队长，试图问问旅游车的司机拾到没有。陈队告诉我，水杯找到了，是丢在了出租车上，孙英魁老师拾到了。

我大喜。心想，幸亏是孙老师先送我回家，否则我最后一个下车的话，落在出租车上的水杯将是永远无法找回了。

端午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下班后，孙老师来到我家小区门口，亲自将这只承载了我太多回忆的水杯交给了我。水杯失而复得，在此我再一次向孙英魁老师表示万分感谢！

[1] 佟强、郎智明、郭雪松：《静安寺塔和静安寺》，《草原文物》，2013年1期。

[2] 梁思成：《蓟县观音寺白塔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2期，1932年。

[3] 刘敦桢：《河北省西部古建筑调查纪略》，《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4期，1935年。

[4]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蓟县文物保管所：《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年1期。

[5] 刘学斤：《鹫峰寺塔的发现》，《燕赵都市报》，2015年10月25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