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做环卫工的杨卫，因为回家过年时为儿子买了一根高尔夫杆，被新京报记者发现并报道，他成了“高尔夫哥”。

外来务工者和高尔夫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张力。这个称呼本身的走红，就体现了某种制度性的歧视：那些真正打高尔夫的富人，从来没人这样称呼他们。

杨卫回家5天，又返回了北京。母亲埋怨他赚不到钱，但是他每月挣3000，回家还能交给媳妇12000，已经算不错了，他觉得委屈，更感到与家人之间难以沟通，于是他还没等到除夕，就离家出走了，返回北京，想努力混出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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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的讨论，聚焦于他挣的钱到底少不少。每个月3000块工资，但是包住，也不算太少了。杨卫可以到食堂吃饭，但他却每天到山西面馆去吃，还要喝啤酒，抽10元一包的烟，这算不算是一种奢侈？这样看，母亲对他的责怪似乎也有些道理。

杨卫能成为热门人物，本质上是因为他“不太像”农民工。他竟然买高尔夫杆，在农村人，哪里有高尔夫球场？他竟然每天都下馆子喝啤酒，这哪里像农村人的生活？在到北京打工第一年，他就给孩子买了一把吉他，这个吉他又有多少用？

杨卫所感受的孤独，也并不是简单的“母亲埋怨挣不到钱”，而是他回到故乡之后，发现自己与环境已经格格不入了。

“母亲”可谓是故乡的代表，她象征着过去和一成不变的生活。作为一个环卫工，杨卫对城市生活有着独到的观察，他发现吉他的美好，也发现高尔夫是成功的象征，他的理想，是让孩子过上他所看到的城市生活，但是不知不觉间，他自己的内心，已经先过上这种生活了。

人们传统观念上的“农民工”形象，是那种在城市艰辛劳动，节衣缩食，不但挣的钱都要拿回老家，自己的身心也要完完整整回来。这包括不受打工地语言的“污染”，回来说话“不蛮”；不受打工地饮食习惯影响，“母亲做的饭最好吃”。

对农村人来说，似乎这样才是最好的结局：虽然进城打工，但是人还是那个人，回来还过过去那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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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却要比这残酷得多。进城务工者不但付出劳动，也被城市所改变。像杨卫这样的人并不少，他们打心底接受城市生活，认为比农村先进而美好。有些人内心强大，会回到家乡，按照城市生活的面貌来改变家庭。

最近几年，农村的装修和穿衣风格，都受到城市的影响，有些东西尽管在城市人看来有点过时，却已在农村悄然流行。和建设高楼大厦相比，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城市化。

“高尔夫哥”内心的挣扎，反映了整整一代打工者的焦虑：是完完整整回到农村，还是勇敢迈向城市？融入城市当然困难，高企的房价把他们拒之门外，但是回到农村，又何尝容易呢？

他们的内心世界，已然是城乡两种观念的混杂；挣扎与痛苦，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

可是，一颗蓬勃跳动的心，终究不能无处安放地“漂”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