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京报报道了石家庄最严治霾令背后的故事。在2016年底前45天的时间里，石家庄举全市之力开展“利剑斩污”行动，但史无前例的限行、限产乃至停产不仅效果不佳，还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治霾”或者“应对雾霾”的乱象，有很多。例如，PM2.5破千，一些地方的学校却没有及时停课。对于雾霾应急，各地普遍存在停课标准不一的问题。今天媒体也报道，陕西咸阳、渭南和西安污染同样严重的地区，但停课却比西安慢一两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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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问题可以说举不胜举，如果用一个字形容当下各地的治霾，那就是“乱”。各地都有各地的土政策，治霾标准不一。许多地方还喜欢走极端，雾霾不严重时，治 霾走形式，搞“假减排”；在雾霾严重，舆论压力大时，则慌忙应对，拿出决战的态势，无节制扩张政府权力，扰乱社会经济生活。

从 PM2.5正式进入舆论视野，大气污染治理已持续5年之久。但直至现在，治霾还是陷入窘境，这暴露出目前治霾模式的缺陷。毫无疑问，各地自行其政，散乱无 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治霾，是难有出路的。对于治霾，在国家层面需要“顶层设计”，从能源结构、法治保障、政绩考核、应急标准等多个层面入手，统筹 规划治霾。

以调整能源结构为例，虽然口号喊得响，但是实际行动却比较迟缓。这背后，成本是主因。目前火电占中国发电量的70%左右，倘若把火电占比降到和美国同样的三成左右，空气污染肯定要大幅下降。但其代价是，民用和工业电价的大幅上涨。

但这些也并非不可消化。目前电网企业卖给社会的电价，是其从电厂购买价格的近一倍，电网买电的购销差价有巨大压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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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在法治化治霾上，目前各地做得不太好。雾霾应急中的企业停工，应该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避免误伤。而对于排放合规，因为治霾需要，而被迫限产、停产的企业，目前也没有相关补偿机制。治霾急需摆脱人治，纳入到法治的轨道。

在应急标准的制定上，各地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细化的措施。但在一些大问题上，也应有全国统一的办法，如停课标准，什么污染数据下，学校应该停课，应该统一，在这个涉及民众健康的基本问题上，不该有地区差别。

此外，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目前换汤不换药，环保考核占比偏低。这正是目前一些地方在治霾上反应迟钝，频频耍“假动作”的根源所在。所以，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怎么修订，不能由各地自行其是，需要分地区制定相关指导标准。

雾 霾问题，绝不单纯是一个环境问题，也不是靠应急响应就能解决的。像石家庄那样，试图通过短期内“决战”来治霾的做法，只能是一种末端治理，事倍而功半。雾 霾的治理，呼唤“顶层设计”，以全面推动的改革勇气和智慧，从各个层面齐头并进，对雾霾“治”“防”并举，才能走出治霾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