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验肺”：一种维权，两种职业病 
 
熊培云 资深评论人

　所幸苦尽终有甘来，当张海超获得赔付，这也意味着这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然而就职业病防治而言，就底层民众的权利救济而言，谁都知道这不但不意味着结束，反而意味着新里程的开始。

　9月16日，因“开胸验肺”而备受关注的张海超，向媒体证实其已获得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各种赔偿共计615000元。

　“开胸验肺”一事之原委早已尽人皆知，这也是2009年最撼动人心的一桩底层维权事件。为证明自己得了“尘肺病”，6月22日，张海超不得已进行第一次“开胸验肺”，但结果依然没有得到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支持。为此，已经开过一次胸的张海超曾表示“必要时，愿意二次开胸验肺”，“与其等死不如赌一把”。

　奔走于现实中的人们，时而小心翼翼，时而又大张旗鼓地在推动着时代的变革；与此同时，也不忘标刻意义。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也因此被网友们称为“关注农民工职业病元年”。文艺理论家们常说，任何好的文艺作品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然而，今日我们看到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或悲或喜，或怪诞，或惊悚，似乎都已经高于一切文艺作品。所谓转型期中国不再需要小说，也是这个原因。如有评论指出，在随便一个砖头都能砸中一个专家的中国，一个普通工人的职业病鉴定竟然要闹到开胸验肺、卫生部督导、专家组调查的地步，这真是黑色幽默。

　好在生活还不至于让人如此绝望，要将张海超逼到“二次开胸验肺”的地步。庆幸的是，张海超的抗争很快引起媒体与公众的强烈关注，并且最终获得解决。

　不出所料，在这个博弈越来越具体的年代，一个众人努力伸张权利的年代，张海超很快被符号化。正是这位为自己切身利益奔走的青年，在不经意间将农民工的职业病问题抛给了全社会，他以惊世骇俗的“开胸验肺”，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揭开了底层民众职业病维权的艰难处境，以及职业病防治在制度设计方面的漏洞。

　谁都知道，今日中国还有无数个张海超受着职业病的威胁，而且，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像张海超这样舍命维权，或另谋他途，闯出一条石破天惊的“创意型维权”的新路子，以换回眼球权利，为自己讨一个满意的说法。

　张海超之于《职业病防治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正如几年前的孙志刚之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当人们将前后两件事相提并论时，一个共识是，为了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就必须对体制来一次“开胸验肺”，而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首先就得修法。当然，虽说要给体制来个“开胸验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目前职业病防止体制中存在让企业“自证其罪”、职业病鉴定机构缺乏监督、对用人单位处罚太轻等诸多弊端，其实早已昭然若揭。

　除此之外，那些刻意扭曲张海超的人，需要看看自己有什么职业病了。因为很显然，张海超“开胸验肺”检验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健康情况，同时也检验了这个时代的利益纠葛。仔细想来，张海超“开胸验肺”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两种职业病：一种是他自己在从事有害工种时遇到的，即所谓的“尘肺病”。另一种“职业病”则出现在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工作人员身上。因为某种原因，该所管事者与拒绝赔付张海超的人与公司沆瀣一气。

　两种“职业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因为“职业不便利”，而让自己的身体遭受了污染，而后者则是因为“职业便利”而被污染了心灵，被污染了职业道德、责任心与同情心，继而侵袭了社会。而当我们亲见这些人因为与利益相关者达成某种默契的同谋，而置申诉者的不幸于不顾，就不难断定，这种职业病的最典型病征就是麻木不仁。

　一种维权，两种职业病。夹在中间受苦受难的是张海超。所幸苦尽终有甘来，当张海超获得赔付，这也意味着这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终于告一段落。然而就职业病防治而言，就底层民众的权利救济而言，谁都知道这不但不意味着结束，反而意味着新里程的开始。

　与此同时，善良的公众也又一次看到，农民工张海超虽然出身贫寒，没有靠山，为了表明内心的冤屈甚至不得不剖胸陈情，但他悲剧性地胜出亦证明社会公义还在，人心向背还在。在那些苦于没有靠山的人的背后，或隐或现，终归还有一座社会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