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振快　　历史学者
　　晋商和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成功的地域性商人集团，他们曾显赫一时，风光无限。
　　徽商发家主要是靠盐业。盐商的获利情况，据何炳棣的估计，在1750年—1800年间，盐商中最富有的两淮盐商集团中的“运商”平均每年获利约500万两银子，半个世纪之中，获利就达2.5亿两。而同时代的国家财政收入，则在4000万两银子上下，由此可知盐商积聚财富之速而巨。
　　两淮盐商的主体是徽商，晋商也有一部分。徽商和晋商通过经营盐业而聚集起巨额的财富，但很明显，盐商们只是从吃盐的老百姓手里攫取了财富，而没有为社会财富的增加贡献什么力量。盐商财富的积累，不是通过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而是通过盐业垄断，以提高售价、提供劣质产品（如盐里掺沙）和劣质服务（如缺斤少两）的手段来实现的。积聚的财富，也没有用于投资，以带动经济发展，而基本上是用于个人消费。如果说盐商们还稍有贡献的话，那大概也只是其文化消费———如造园、看戏、刻书等方面对文化事业略有贡献。
　　产生于道光初年的票号，是晋商发明的一种金融汇兑工具，即一个人需要把在甲地的银子运到乙地，他原先需要聘请镖师运现，为此需要支付高额费用，并且安全难有保证，票号所做的就是在甲地收进他的银子，给他一个票据，让其在乙地支领。这对他来说非常方便而安全，对票号来说则可以在多个地方收银、付银，此收彼付，互相冲抵，赚取汇费和存放利差。在西方的银行进入中国之前，票号的设想是节约成本、提高效益的金融服务，为人所欢迎，票号的营业利润也极为丰厚。如一家称为“蔚盛长”的票号，在1856年到1858年的3年中，资本只有30000两银子，而盈利却高达82499两余，年盈利将近资本额的92%。
　　票号最初是为晋商个人服务的，但是30年中只出现了10家，规模不大，影响也小。后因国内政局的变化，票号转为主要为政府和官吏服务，包揽大宗汇兑业务，从而积聚了大量财富，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不断壮大，在庚子事变后达到极致，但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败落。
　　票号承揽政府和官吏的大宗汇兑，却不为小商人提供服务，500两银子以下是不提供汇兑服务的，当然票号也不放款给小商人。这就决定了票号这种民间金融机构越来越官化，既不服务于商业，其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也就微乎其微。
　　综观徽商和晋商的聚财，可以说他们基本上只是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没有为增加社会财富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徽商的钱是通过垄断盐业经营、侵害百姓利益而来的；晋商承揽清政府和官吏的大宗汇兑而不向小商人、小老百姓提供服务，他们赚的钱并非源自商业服务，而不过是参与了对政府和官吏从老百姓那里搜刮得来的财富的再分配。
　　我国近代著名金融家陈光甫在总结票号兴衰历史时说：“清季票号交结官府，声势赫然，一旦革命，即随清政府消灭，其原因何在？盖平时不为商民着想，对社会未有特殊贡献，天演淘汰，势所难免。”一个不为商民着想，没有为社会财富的增加做出真正贡献，而只想着“交结官府”、从固有的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占据份额的商人集团，即使创造了某种看起来“先进”的金融形式，其实也改变不了他们风光后面的灰暗底色。
　　至于那些曾风光无限的盐商，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有一段精到的评述：“寻常商业，虽卖贵买贱，皆有计心。而利己损人，必为众弃。”盐商则“剥穷以益富，剥小以益大”，根本没有任何值得人们敬重的地方。当然，导致盐商的种种恶形恶状，都自有因由：“凡世所著闻今昔盐商骄奢淫逸、贪得无厌之恶，皆此专制之恶政有以成之。”
　　商人谋利，无可指摘。但历史上西方商人谋利，主要是通过开拓市场、发展技术及创设银行、证券等金融工具诸方式而实现的，商人自己获利的同时也在推动社会进步；而像晋商、徽商之类的中国地域性商人集团却并非如此，他们获取财富多是通过“交结官府”、“贪得无厌”等恶形恶状而实现的，在自己攫取社会财富的同时并没有没有社会推动。这种差别，可能正是决定中西方历史命运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声势赫然”的中国商人们需要反思和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