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育

　　作为今年“六一”的礼物，北京市教委公布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中小学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评选办法》。评选标准降低了对学科成绩的要求，将原先语、数、外三门主科学年总评成绩为优，改为主科不必全优，只要求“学科学年总评成绩优良”。同时，加强了对身体健康的要求，体质健康标准必须达到优秀等级。其他的改革包括延长公示时间（由两天改为三天），外地借读生也可以参评市三好。这些改变对完善“三好生”评选制度，建立正确的导向，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一制度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去年夏天，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教授“炮轰”三好生制度并建议取消，引起轩然大波。顾先生反对这一评选，是从教育规律出发，因为从小就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不仅对大多数没有评上“三好”的学生是一种伤害，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和自信心；也不利于“三好生”的成长，使他们背上包袱，不能正确看待自己，或者畏首畏尾，谨小慎微。

　　“三好生”制度为人诟病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强烈的功利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直接与升学挂钩，争当三好、学生干部，就是为了升学加分。如此直接地把争取先进、为公众服务与获取个人好处挂钩，就好像为了获得回报而“拾金不昧”，那还算是一种道德的行为吗？怎么可能培养出真正具有公益心、能为社会服务的人才？非常可惜，我们的学校教育就是这样明确地“利诱”学生“从善”，为了追求回报而表现好，可以说已经背离了道德教育的初衷。正因为利害攸关，评三好过程极易受到利益的干扰，出现种种“猫腻”和不公正的现象。调查显示，多数家长、老师认为在小学生中评“三好”是弊大于利。

　　有必要深入认识这一制度背后的价值。通过入队、评选优秀、选举学生干部等方法从小将学生分类，予以激励和管理的教育方法源自前苏联，被视为是一种荣誉教育、榜样教育。在打开国门之后我们已知道，这一做法在西方国家不仅没有，而且是绝对不允许的。盖因背后的理念和目标完全不同。苏式教育强调的是通过树立典型、竞争和选拔，培养少数尖子生、优秀生；而西方基础教育强调的是每一个学生的教育权利和个性发展，认为每一个学生都是重要的、独特的，教育就是帮助每一个人的自我发现、自我实现。因而，分数是个人隐私，绝不允许公布排名；因而，不允许将学生贴上不同标签，分为三六九等。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已经实行了“全民教育”，并且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所谓“以人为本”就是以每一个人为本，以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快乐和幸福为本；而不是以培养少数优秀生为本。可见，如何将“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转化为新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是对当前学校教育的真正挑战。

　　由于多年来学校、老师已经习惯了评“三好生”这一“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因此，在能替代这一制度的新办法产生之前，不宜简单地废除、取消。改革的方案可以分两步走，首先取消它的功利性，使“三好生”与升学脱钩，成为一种纯粹的荣誉，恢复它的本意。然后，在条件成熟时取而代之，真正实施以每一个学生为本的制度。据说，本次新修订的评选标准，已经取消了三好生或优干在升学时给予优先考虑的规定（仅限于小学生）。这是一个重大的、实质性的进步，但似乎没有多少人知道，而且能否落实也还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