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灿发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学教授，著名环境维权专家，曾参与多起环境维权诉讼，多次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新京报：你因为做环境诉讼而知名，实际工作中，有没有遇到政府信息公开的难题？

　　王灿发：做案子的时候经常遇到这个问题。

　　当我去要求环保部门提供相关信息的时候，他们的负责人经常会说这是企业的事情，我们没有义务给你提供。比如在法庭上我需要企业污染的证据，这主要涉及环保部门日常对企业污染数据的检测。我向环保局要这些环评报告的时候，他们一般是不提供的。

　　我还需要可以为我所用的材料，就是对企业的处罚决定书，一般来讲，如果环保局处罚了企业，说明企业违反相关规定造成了污染，但就是这些处罚决定书，环保部门也不愿意提供。这就使得为老百姓的维权遇到很多困难。

　　新京报：有没有想着拿《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他们施加压力？

　　王灿发：有。其中一个比较大的案子，就是状告上海市宝钢集团噪声污染和粉尘污染。当事人要求环保局提供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被拒绝。当事人以《行政诉讼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认为环保局不履行法定职责，向法院提出诉讼。

　　新京报：结果怎么样？

　　王灿发：法院仍裁定原告败诉，理由仍是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是由企业来提供的，应该向企业而不是政府部门申请。

　　其实，环境影响报告是政府部门审批的，审批决定应该是一个公开的行政行为，为何会进行行政许可，至少应该有一个附件补充，这部分是必须要公开的。

　　新京报：类似的环境信息不公开的情况多不多？对你的环境维权诉讼影响有多大？

　　王灿发：政府的信息不公开，使得我的一些案件没法进行下去，还直接导致一些案件的败诉。我们的案子有三分之一多比例的败诉，重要原因就是缺乏相关的污染证据。因为老百姓自己是很难去监测的，污染发生后，往往都是几个月或几年后才打官司，这时的环境已经不是原先的状况了。

　　比如内蒙古金峰铜业有限公司，企业的排放物有二氧化硫，导致附近农民的果树全死了。我们向当地环保部门提出公开金峰铜业污染物监测报告的申请书，结果被直接打回。最后的结果，就是很难在法庭上胜诉。

　　还有环境健康受害的案件，很多都是败诉的。比如吉首市刘德胜诉吉首市农业机械管理局案，因为农业机械管理局在居民的一个院子里连续20年喷漆，结果导致这个院子里的十多个人都得了癌症。老百姓反映之后，环保部门也去做了检测，但最后还是不提供检测报告。最后虽然经过了最高检察院的抗诉，由湖南省高院审理，结果还是判当事人败诉。

　　还有福建屏南县1721人诉蓉屏化工厂污染案，当地民众取了样品到环保局检测，结果发现污染物浓度较高，检测报告就以保密为由被压下了。这还是老百姓自己拿钱委托的检测。屏南这个案件最后部分成功，在2005年被评为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是因为其污染的后果太厉害了。

　　新京报：出现这么多信息公开不畅通的事情，有没有立法上的原因？

　　王灿发：关于信息公开，我们规定了很多条款和内容，但一两个条款就可以把这些有用的条款给否了。

　　比如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信息，不能公开，这点本身没错。但谁有权来规定这些“秘密”，现在的法律规定还是太模糊。现在的情况是，一个部门一个什么处，就可以在文件上写上“秘密”，就会让你没法查询。也就是说，“秘密”订立的程序不严谨。

　　像我跟污染企业打交道的时候，要求它们提供自己排放的污染物，这也成了它们的秘密。所以说，影响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事项，应该列出具体范围，否则就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装。在国外，很少存在可以用一个抽象条款作为信息公开豁免的依据。

　　本报记者 张传文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