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操场的主席台上，我看到了瓷砖拼成的大幅长城，不由得想到了墙。其实长城就是一面长长的墙，是中原王朝的边墙，用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这道举世闻名的边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都存在着重大差别。因此，也可以说，长城是中国两种不同文化的分界线。

    中国北方一直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地区，先后主要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他们大多过着游牧生活，善骑射渔猎，凶猛彪悍。为了掳掠南方汉族的财产、人口，数千年来他们不断南下进攻中原王朝。如何防御他们的进攻，是历代中原王朝非常头痛而又必须重视和正确面对的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有国破家亡的危险，西周、西晋、北宋、南宋、明朝等朝代都直接或间接的亡于这些民族。历代中原王朝防御的首要措施，就是不断修筑长城，尤以秦朝、明朝为甚。秦朝为了抵御匈奴进攻，派大将蒙恬率军三十万北筑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明朝为了抵御蒙古族，大修长城，西起嘉峪关，东到山海关。但土木堡之变，明朝皇帝被俘，长城形同虚设。  

    在冷兵器时代，长城也许起过一定作用，但其作用并不大，甚至微乎其微，长长的国防线挡不住异族进攻的马蹄。长城对外不起作用，但对内却给各中原王朝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为了修长城，历朝都动用数十万青壮年劳动力，人员死亡众多，出现了大量寡妇，导致了社会矛盾激化。汉末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对此作了描写：“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即使千年之后读此，凄惨之状还是令人泪下。

    也有不修长城的朝代，最明显的是唐朝和清朝。

    唐朝是政治统一、经济繁荣、对外开放的朝代，具有宏大的气象和博大的胸怀，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决非秦汉所能比。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封建社会杰出的统治者，他视异族为兄弟，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坚持民族平等、一视同仁。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正是这样的民族政策，使他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戴，尊称他为“天可汗”，并且修筑了一条从北方通往长安的大道，名曰“朝天可汗道”。一条开明的民族政策，轻松地解决了关系王朝生死存亡的重大民族问题，远远胜过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唐太宗不愧为我国一流的政治家。

    清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我国最后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在入关以前，清朝已经统治了长城外的蒙古族，塞外已经不存在敌人，修长城也就没有必要了。康熙时，古北口总兵官蔡元曾上书建议修长城，康熙帝在上谕中回答说：“守国之道，在修德安民。人民高兴则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今欲修之，兴工劳役，有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康熙帝是中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封建帝王，更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伟大政治家，在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上，他与唐太宗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不主张修长城，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实行什么样的民族政策，是关系到国家富强与贫穷、安定与战乱、统一与分裂的重大问题。不仅是历代中原封建王朝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也是现代中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建国后，我国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功地解决了民族关系问题。但藏独、台独等国家和民族分裂势力还是存在的，并且不断兴风作浪。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维护国家统一仍旧任重道远，不容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