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中的这种“重刑主义”蔓延是一声警讯，它警示有关方面应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积极疏导民众情绪，消除不理性的群体心理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隐患。作为司法机关，对“重刑主义”情绪不能一味迎合，正确的做法是，更加严格执法，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提高执法公信力，以此重建公众对法治公正的信心，使他们被压抑的情绪逐步得到疏导、释放，回到平和理性的正常状态。

    可见，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是否实行严刑峻法并没有必然的作用。法律的公正，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不是来自于法律的肃杀，而来自于法律的严谨、精细。社会公共秩序的建立前提是法律被尊重、被信仰，严刑峻法只能导致公众对法律的惧怕而不是信仰，也不是法治文明的体现。

弱者对弱者的讨伐，最令人痛心。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永远不会被置于对方那个供人宣泄的位置。更有让我们感到悲凉的是，不少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只是含垢忍辱默然承受，不知正当权利正被侵害，甚至连报警申请保护的权利都忘记了。

    谦抑性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一般而言，下列情况没有设置刑事立法的必要：第一，刑罚无效果。就是说，假如某种行为设定为犯罪行为后，仍然不能达到预防与控制该项犯罪行为的效果，则该项立法无可行性。其二，可以他法替代。如果某项刑法规范的禁止性内容，可以用民事、商事、经济或其他行政处分手段来有效控制和防范，则该项刑事立法可谓无必要性。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称“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这句话可谓刑法所以要奉行“谦抑性”原则的法哲学依据。故而，那种将群众的违法行为动辄规定为犯罪的立法法不可取。其三，无效益。指立法、司法与执法的耗出要大于其所得收益。于刑事司法过程。但是，在司法环节，这一过程仅仅体现在适用“刑法”这同一部门法过程之中。此时，司法机关宜在充分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人人平等原则的前提下，去适度克减不必要的犯罪认定或抑制不必要的重刑主义倾向。显然，这一处理方式与行为已经触犯刑律、却撇开刑法不去适用而去“谦抑性”地适用行政法的“克减”办法，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依罪刑法定原则行事的表现；而后者——对犯罪行为只作行政处理的司法、执法法，实属有职不守的渎职行为。

    把治理对象当作需要救助的人对待，而不是仅仅当作罪大恶极需严惩以平民愤的恶人对待，这是法律应有的作为。执行法律，不仅仅是用严刑酷法吓得人不敢犯法，而更需要在救助失足者和解决社会问题上有所作为。法律，并不是越严酷越让人敬畏，相反，如果把治理对象当作需救助的人对待，给他关怀和温情，这样的法律会因融入了道义的力量而更让人敬你若有兴趣，

     可以在网上检索视频，(引用)看看我这位同事的全部评论。虽然充满了对于杀人者的义愤，但我不得不说，他的话语不仅经常自相矛盾，而且本身也洋溢着暴戾之气。网友的跟帖也大多是叫好欢呼。我们当然可以依法判决一个人死刑，但是可否不要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我们的同类。

    法律的公正,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不是来自于法律的肃杀,而来自于法律的严谨、精细。此一点,也部分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汉朝时候,有人偷了汉高祖刘邦祭庙中的一只玉杯,彼时,自然算头等大罪,廷尉张释之以“窃宗庙服御”罪判其死,汉文帝还觉得不解恨,要诛其九族,张释之回答说:盗杯者就要灭族,如果有一天,有人直接窃汉高祖的陵墓,还能有更加严厉的处罚措施吗?

    自古以来,鲜见有严刑峻法能维护社会稳定、良好秩序者。严刑峻法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削弱法律的公信力,令公众绝望于法律、愤怒于法律,乃至对抗法律,导致群体间的激烈对抗。秦皇席卷天下,“序八州而朝同列”,厉行苛政,冀望于千世、万世,“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亦不过十数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