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资本交易》2009年第5期

自二战以来，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就一直像一种独特的矛盾混合体。尽管各国在地理环境、人口结构、社会文化、宗教历史上迥然相异，但东亚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并逐渐孕育了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区域生产网络。在雁形模式的带动下，日本、东亚四小龙、东亚四小虎、中国的经济相继崛起。尽管东亚各国在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的趋同方面与西欧国家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但过去几十年来东亚国家的经济与金融一体化日趋紧密。

然而，受历史问题、地缘政治问题与宗教文化问题所困扰，在东亚地区要达成货币金融领域的集体行动是非常困难的。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历来具有危机驱动的特征。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催生了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而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随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则有望把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再向前推进一大步。2009年5月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年会暨东盟10+3财长会议，实质上标志着亚洲货币基金的大体轮廓已经浮出水面。

关于创建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AMF）的最初倡议是日本政府在1997年9月的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的。日本人建议，组成一个由中日韩与东盟国家参与的机构，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为遭受货币危机的东亚国家提供紧急贷款援助。

之所以要绕开IMF来创建亚洲货币基金，是因为亚洲人民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饱尝了IMF的苦头。IMF一直自诩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最后贷款人，是广大危机国可以指望的大救星。然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使得IMF原形毕露。第一，IMF事先并没有对危机的爆发提供任何预警，而且在危机爆发后，IMF对危机的反映速度非常滞后；第二，IMF提供的危机贷款并非免费的午餐，因为危机国要获得相应贷款，必须首先遵循IMF对危机国宏观经济政策开出的药方，这被称为IMF贷款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例如，IMF总是要求危机国实施从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理由在于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压缩危机国总需求、改善国际收支，从而提高该国未来偿还贷款的能力。但由于危机国在危机打击下本身经济收缩就非常严重，一旦服用IMF开出的药方，实体经济就难免遭受更大的打击。事实上，在东南亚危机期间，接受IMF援助的泰国、韩国、印尼等国家，宏观经济的表现远远弱于拒绝IMF援助的马来西亚；第三，IMF不过是美国政府推行的“华盛顿共识”的马前卒子，前者会竭力向危机国鼓吹或施压，要求危机国在危机之后进一步实施私有化与全面开放资本市场。韩国就成为IMF忽悠的受害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向外国金融机构全面开放银行业，导致10年后韩国最大的银行均被外国银行控股，本国商业银行的命脉拱手让与西方列强。

也正因为如此，创建亚洲货币基金的计划甫一提出就遭到美国政府和IMF的强烈反对，最终不得不搁浅。然而，在东亚国家的危机公关下，在2000年5月建立了东亚区域内的流动性互助框架，即所谓的清迈协议。

清迈协议的本质是在东盟10+3（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框架下的一种双边美元互换安排。在清迈协议下，各成员国两两之间各自签署一系列的外币互换协议，约定在一方陷入危机时，可以向另一方申请外币贷款。例如，2002年中国与日本在清迈协议下签署规模为60亿美元的双边互换协议。这意味着一旦中国或日本陷入危机，他们可以向对方申请60亿美元的贷款支持。

清迈协议自产生以来发展很快，到2006年年底总体规模已经扩张至900亿美元左右。然而，清迈协议有两大致命伤。其一，清迈协议是各成员国两两之间签署的协议，虽然总体规模高达900亿美元，但当一个国家爆发危机时，它只能动用本国与他国签署协议的金额，而不能动用所有900亿美元。例如，当泰国爆发危机时，它不能动用中国与日本签署的货币互换金额。这种双边而非多边的互换自然制约了危机国能够获得的援助数量。其二，为了保障借款国能够按时还款，需要对借款者的宏观经济进行独立监测。但由于东亚区域并没有一个独立机构能够执行监测任务，清迈协议不得不借助IMF的宏观监测机制，由此付出的代价是，在清迈协议下80%的资金动用依然必须与IMF的条件性挂钩，只有20%能够自由支付。这意味着清迈协议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制于IMF。

事实上，自2007年以来，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取得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就发生在清迈协议的多边化以及清迈协议进一步与IMF脱钩这两个方面。在2007年5月日本京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各成员国根据清迈倡议多边化工作组的建议，原则上同意选择“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简称东亚储备库）作为区域多边资金救助机制的具体形式，这是东盟10+3在清迈倡议多边化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所谓自我管理的外汇储备库，是指由各成员国央行分别划出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汇集成区域储备基金，再由该基金签署协议委托各成员国在非危机时期分别管理各自的出资，在危机发生时将资金集中用于短期资金救助。由此不难看出东亚储备库的几个特点：第一，它实际上并非一个真实的基金池，而是由成员国提供的一种资金承诺；第二，资金的管理权依然归属于各国外汇管理部门；第三，对于是否成立一个独立机构对各成员国宏观经济情况进行监测以及管理危机时期资金的配置，目前仍无定论。

当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9月升级为全球金融危机，并开始对东亚各国的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产生显著负面冲击之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在危机推动下更进一步。2009年2月22日，东盟10+3财长会议在泰国普吉联合公布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该计划的两个要点是，第一，将东亚储备库的规模由800亿美元扩展到1200亿美元，其中80%的资金来自中日韩，其他部分来自东盟十国；第二，为保证共同储备基金得到有效管理与使用，提议建立独立的区域监控实体，以便降低将资金使用与IMF条件性相挂钩的比例。

东亚储备库事实上是将清迈协议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扩展为一个多边使用的储备资金池。独立监测实体将负责东亚储备库的管理，并对东亚各国的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进行监测，从而保证东亚储备库资金使用的效率。我们认为，东亚储备库加上独立监测实体，其实就是亚洲货币基金的雏形。尽管也许为了避免引起IMF与美国政府的反感，东亚国家将其冠之以其他名字而已。

不过，关于东亚货币合作能否继续向前推动，市场上还存在一个疑虑，即哪个国家将在未来的东亚货币合作中扮演核心角色。潜在中的竞争对手包括中国、日本以及东盟国家整体。东亚储备库以及独立监测实体份额与投票权的设计，将成为制约东亚货币合作的瓶颈因素。

令人欣慰的是，2009年5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东盟10+3财长会议部分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该会议上，中、日、韩三国财政部长就筹建中东亚储备库的出资份额达成共识。根据这项共识，中国出资384亿美元，日本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分别占储备库总额的32%、32%和16%。此外，在2009年4月9日于泰国帕塔亚举行的第十三届东盟财政部长会议上，已就东盟国家在区域外汇储备库中的出资比例达成一致。在巴厘岛会议上，各方联合宣布，总值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将于2009年底前完成筹建。这意味着各国在东亚储备库问题上达成了妥协，中日双方将在未来的东亚货币合作中共同扮演领导者角色。

未来的东亚货币合作将向何处去？东亚国家是否会步西欧国家的后尘，最终形成一个货币联盟？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会如蒙代尔所言，形成由美元区、欧元区与亚元区构成的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还是会继续持续美元独大的第二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目前关于这一切尚无定论。而笔者依然坚持以下提法，即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始终是危机驱动的。如果次贷危机很快触底反弹，东亚经济重新步入高速增长之途，那么在缺乏共同威胁的前提下，个体利益再度凸显，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可能被再度搁置起来。如果次贷危机证明是一次旷日持久的危机，那么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很可能继续取得新的进展。这或许是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最新诠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