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以来，我国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一直低于GDP增长率。这一现象在农村表现得更为严重。以2005年为例，GDP年增长率达到9.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6%，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6.2%。

中国政府连续7年出台一号文件关注农村问题，这表明政府已经对三农问题充分重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纯收入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距，一直在不断地扩大。诚然，城市地区聚集了更多的资本、更先进的技术和更熟练的劳动力，通过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经济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而在忽视了8亿人口的广袤农村的前提下来谈扩大内需，无异于临渊结网缘木求鱼。因此，如何增加中国农民的收入，对中国改革能否取得最终成功而言至关重要。

那么，为何迄今为止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效果甚微？如何切实地让农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收入增长？如何保证农民在收入增长的前提下扩大消费？以上几个问题，可以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来回答。农民的纯收入等于收入减去税费支出。之前的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过多地集中于扩大收入，却忽略了农民的税费负担也在上升。收入和税费同步增长，农民的纯收入就增长得可怜。农民要扩大当期消费，就必须预期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支出，而当前农民为未来的生病、子女上学、子女成婚、建房等头疼不已，哪还有心思去花钱？

因此，要增加农民收入，无非三条途径。第一，切实扩大农民收入；第二，切实降低农民各种实际的税费负担；第三，通过财政资金来加快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必须承认，就扩大农民收入而言，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对农民提供的各种直接补贴、加大了扶贫开发力度、推动高附加值农产品的发展等。但是，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违背市场规律，强迫农民种植所谓的经济作物，导致农民遭受了损失；农村的矿产开发本来是件好事，但是由于部分地方政府官员与矿主之间相互勾结，坐地分赃，把农民排除在受益者之外。农民们反而要在缺乏安全保障的矿井下劳作，经受矿主们的再一次剥削。因此，要切实扩大农民收入，地方政府官员必须转换思路、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而且必须通过严密的制度设计和惩罚措施来切断地方政府官员和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系。最后，如果不减少农民的绝对数量，农民增收的潜力终究是有限的。因此，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彻底取消户籍限制、给劳动力以自由迁徙的自由，通过降低农民数量来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才是治本之策。

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税已经取消，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要警惕乡镇官员通过各种借口来增加农民负担。比如，兴修水利是一件关系到农村生产力长期增长的大事，但是国家财政拨款很可能被地方官员中饱私囊，然后再以此为借口向农民征收工程款项。财政拨给乡镇教师的工资可能被乡镇政府挪用，然后把教育成本转嫁到农民头上。因此，切实降低农民实际负担的根本在于，通过乡村民主建设来更新地方吏治。

最后，通过财政支出来构筑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网络，是鼓励农民扩大消费，从而真正享受改革实惠的最重要的一步。实施真正的九年制义务教育、重构农村的合作医疗体系、建立大”Ｏ蘸脱媳Ｏ罩贫龋拍苷嬲て谳尤圃谂┟裥耐返牟蝗范ㄐ裕门┟裾嬲泳迷龀ず褪杖朐龀ぶ谢竦孟言龀さ氖祷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