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起来就开始打电话,打了好几通,没有一通接听的,全部都是留言。好不容易接电话了，要么不在台北，要么不愿意接受采访。这些我都想到了，心中有障碍，电话越打越无趣。一个自由的城市，却都不愿意接受采访，最主要的原因是厌烦政治，尤其是专业人士。我表示理解。三次来台北，印象悄悄发生变化，今天似乎更加鲜明。
天阴沉沉的，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有些焦虑。向中广菁惠求助，菁惠又给了一个电话，结果电话通了仍然没有人接听。就在这个时候，我台“老朋友”许律师来电话了，希望能与我们见面，许律师是我见到的比较执着的热心为两岸关系奔走的人。上次他的电话一直跟随着我们，几乎每一批记者来的时间、与之见面的时间，他都有详细记录。最近他频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谈两岸经贸论坛，谈胡连会，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相当老道。一个人坚持不懈地做一件事一定能获得别人的认可。尽管每次见许律师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可他的热心和坚持还是非常令人感动。
联络不到采访对象，我都快疯了，这是我做记者以来最尴尬的一次。我硬着头皮给严先生拨了电话请求他的帮助，严先生真是我的大救星啊，一会儿就帮我找到了忠孝医院一位科主任。可等我把电话打过去，对方得知我要采访的内容立刻表现出为难来，他说需要请示院方，过一会儿答复我。这时候雨又开始下了，我们在仁爱路的大街上等候电话，我知道希望不大，又要泡汤了。果然，没过几分钟，电话打了过来，礼貌地回绝了我的采访请求。我万念俱灰，又向严先生求援，严先生再一次为我拨通仁爱医院翁林先生的电话，安排好了采访事宜。我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只有在心中默默祝福。
采访完毕立即回酒店剪辑发稿。电话通知北京，我知道今天没有人会满意，而我，下定决心不再追求完美。就这样了。
中午，政大学者陈先生来电话了，他是唯一回复留言的学者，我心中肃然起敬，约定明天10点前往政大采访。
傍晚的时候，雨停了，风凉飕飕的，我不想吃饭，有些难过。给家中打了电话，妈妈很兴奋，爸爸说家中一切都好，巍儿也很好。早晨在网上看见可宝正在写论文关于麦克白，我祝他复活节快乐，他哈哈傻笑。看见艾伦说“游学生活很愉快”，放心了。校友录上姐姐姐夫恩恩爱爱地爬山出游，开心得很。大家都还好，我情绪不佳。
电视里说，台“教育部长”杜正胜在网络上开部落格希望与青年学生套近乎，结果每天都有大量的留言在骂他，有人干脆就叫他“脑瘫部长”，这让台“教育部”很尴尬。电视里还说，一位拾荒的老阿嬷没有钱给小孙女买图书就做了一回梁上君子，结果被送到了警局。我看了很难过，我要是在现场，一定用钱帮老阿嬷买那几本书，一定！
今天乘出租车回酒店，遇见一位基隆林姓司机老先生，他长叹一口气说，100多年前东京要管台湾，50多年前南京要管台湾，现在北京又要管台湾，你说台湾苦不苦？我们听了面面相觑，不知作何回答才好。我其实特别想问，北京会让台湾民众受什么样的苦让您如此忧心呢？可一看老先生满头银丝，我又不忍心问了。讨生活不易啊！更何况这些年台湾物价涨了不少而收入又不见涨，岛内就业越来越难。老先生心情不好也属正常。我找不到采访对象都情绪受影响，老先生兴许还有更多不开心的心结呢！
第一次初识台北，台北是个充满温情的地方。第二次再见台北，台北的温情里游动着丝丝伤感。第三次感受台北，台北的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漠然。我依然喜欢台北，只是不再有激情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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