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宣武区的琉璃巷度过的。

我家的小院

那是一个非常窄小的街道，与北京的文化节琉璃厂就隔着一条街道。我们住的是医院的宿舍，红墙，大的木门，是双开的，门口有一小片水泥地，当时的街道都是土路，这片水泥地显示着院子的身世。门的上方有一个半圆形的石雕，雕的是什么我记不得了，据说原来这个院子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前身。小时候觉得院子挺大的。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的。院内有两颗大的枫树，每到秋天，树叶变黄变红，然后落到地下，整个院子都铺满了黄色红色的树叶，非常好看。记得那时候，我们特别愿意把树叶拢到一起，让后坐在铺满树叶的地上，享受秋天的阳光。躺在厚厚的树叶上，大家都会非常得意。

    院子里还有两个花池子，种着向日葵，还有小的喇叭花。紫色的叶子，白色的花，非常好看。还有两个葡萄架。每到夏天，葡萄架上长满叶子，还有葡萄一串一串的。院子里夏天大家就在葡萄架下乘凉。那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家玩耍只限于院子里，孩子们从不出去到街上玩。冬天的时候，我们在院子里堆雪人，从台阶上用雪铺成“滑道”，冬天里，我们甚至喜欢水管破裂，院子了到处是冰，可以滑冰的。漏水我们从不担心，因为那是大人们的事情。

   院子有两个红色的楼组成。中间的是一个2层楼，西面还有一个楼，都是2层。整个院子住了18家人。人口不少，孩子也多。记得童年我们的生活非常有意思。院子大，有两条固定的铁丝，是给大家晾衣服的。这两条铁丝也正是我们打羽毛球的界网。不管高度合适与否，至少有一个标志。那是侯的院子不像现在，大家都非常珍惜院子的卫生，没有私搭乱建的建筑，院子里保持着足够的空间。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在院子里活动。老人，孩子，煞是热闹。

我的“篮球场”

院子东墙前的一棵枫树是年龄最大的，树干很粗。我小的时候喜欢打球，一次爸爸带我和哥哥到大栅栏附近前门的体育商店。那天爸爸很高兴，答应给我和哥哥买一个篮球，那时候的篮球是胶粒的，要5块钱呢。我和哥哥非常得意。我们回家后拿了球到院子里玩，别提多高兴了！光有球，觉得应该有一个篮球框啊。我们几个小兄弟，把院子里的井盖改装了，那井盖是一个木头的，长方形是有三块板拼成的。我们找到一个铁环，镶在井盖做的“篮板”上，这样就做了一个篮球板。我们找了几个大的钉子，把这个“篮板”钉到树上。这样，我们的院子里有了一个“篮球场”，每天下午，我们就在院子里面打篮球！那时候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别的院子里的小朋友都很羡慕我们呢。

水资源短缺

由于是家属宿舍，住户都是医院的职工，成分比较简单。我们住的是西楼。有五家人家。我们住在二层。房间不大，18平米。中间用苇箔打了个隔断，算是两居室吧。木制的地板，走起来有吱吱的声响。楼上的住户是不能在房间内蹦跳的，楼下受不了。我家门口是一个公用的洗水池。自来水龙头为楼上的三家人家提供自来水。由于是二楼，水压低，楼下的自来水管一开，我们就没有水了。如果赶上楼下洗衣服，我们要等好一会儿呢。大人们碍着面子，不好意思，我们用水时，如果下面持续在用，我们就大喊：“给点水！楼下”不管他是谁。冬天水管是会冻冰的。每天旁晚，水管要回水，晚上就断水了。如果不关水龙头，第二天就一定会冻的。那样就没有水了！

神秘的院长家

院子不小，但大家和平相处。记得当时院子里住着最大的“官“是老院长。据说是老干部，长征过的。他们家住在院子里最好的一层，有好多房间呢。后面是厨房。他们家可神秘了，我们只在他们开门的时候看过一点。我们都知道，他们家是有电视机的，还有白色的沙发！那个年代如果谁家有电视机和沙发那是个不得了的事情哟，据进过他们家的小伙伴说，他们家可干净了可宽敞了。我们可羡慕了，院长家的孩子比我们大，当然不会和我们这帮“小屁孩儿”一起玩了。文革后，院长搬出去了，我们才得以进到那个房间内看看，原来真的很大！

快乐的假期

孩子们永远是按照年龄自己结成的小团体。大孩子们会利用暑期组织各种活动。记得当时有个大孩子，组织大家把家里的图书都拿出来，这样大家可以共享。我们都毫无保留地把家中的图书拿了出来。大家很兴奋，互相借阅。那时候的假期，特别是暑假，各个学校都给布置家庭作业，我们有学习小组，学校在假期以前，就把学生按照住家的远近分成学习小组。每天上午是学习小组的活动时间。老师会来抽查的，我们都很自觉。不像现在的孩子，作业到等到最后写，我们的家庭作业时有日期的，每天写多少固定标记。我们特想早点写完，但是老师要检查，我们不敢超前。学习小组在假期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家长们都上班了，孩子们自觉地一起学习，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

  扫地的奶奶

  文化革命开始了，一切都变了。院子里的和谐气氛没有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搬到大的房子了，有的却被换到小房子中。院子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了一个扫地的老奶奶，原来就不怎么说话，一夜之间，每天给大家打扫院子。我记得她系着头巾，把脸的大部分蒙上了。每天不开心地扫地，周而复始。我真的不明白，爸爸妈妈也没有给我解释，只是说她得阶级成份不好，听说她得老公是国民党的什么高官。妈妈告诫我，我的出生就是这个奶奶接生的，不要像其他孩子一样去欺负她！

   其实这个奶奶看上去非常优雅，慈眉善目的。说起话来总是细声细气的。记得她有个儿子，会弹吉他。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吉他是什么，在我记忆中，只记得他会弹吉他，至于弹的什么曲目就更不得而知了。文革开始后，他们从原来住的大房子中搬到后院最小潮湿的房子中了。奶奶每天扫地，脸上没有表情。我从没有看她笑过，不知何时，奶奶和她的儿子也搬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