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落后过时医学模式指导下，掌握了国家健康资源配置权的决策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除了生物因素之外，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对国民健康维护和促进也很重要。也许是出于无知，也许是利益驱使，在国家资源的分配上，大量的钱不是从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多方面入手，用在全面改善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上，而是不成比例地专注生物因素，过度地投资在医学技术上，造成大量的医疗资源浪费。主流医学界分配资源，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是生物学指标，几乎是一刀切地将大量的资源用于盖大楼，买仪器设备，做分子生物学研究、做基因测序，发SCI论文。这种做法的结局是，楼房、仪器、设备和国外发达国家接轨了，SCI论文大量增加了。然而，医患关系却越来越紧张，所谓的“看病难，看病贵”之风越演越烈。至于中国老百姓的总体健康状况和影响健康的环境如何，并没有多少人真正关心。

   新的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告诉我们，生物医学因素需要考虑，心理、社会、环境因素更要考虑。我们应该将资源科学合理地按国民健康的实际需求用于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等方面去维护和提高国人的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指出，人口老龄化、无计划的迅速都市化以及不健康生活方式全球化的结果是“长期被视为伴随富裕社会的慢性病现在改变了位置。全球80%的心脏病、高血压、癌症和糖尿病等疾病负担现在集中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慢性病具有共同的有限高危因素，这很有利于进行预防。不幸的是，多数高危因素出现在超出公共卫生直接控制范围的部门。”【17】我们确实需要新的思维，新的模式。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环境，充分地认识自己，科学地解决国民健康问题。新的模式要求我们关注包括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在内的所有健康危险因素，如生物学因素：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等；心理学因素：压力大、生活满意度低、工作满意度低等；生活方式因素：睡眠障碍、不合理膳食、药物滥用、吸烟、运动少等；医疗系统因素：医疗事故，院内感染等；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收入，教育等）。可以说，确认和去除健康危险因素代表的是一种观念上的革命，是21世纪维护和促进国民健康的科学途径。

  综上所述，人类对健康的认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深化。在人类的早期，没有病就是健康。疾病是由神灵或魔鬼造成的。被动地祈祷和驱邪是维护健康，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人类对疾病基本上是束手无策，听天由命。约2，500年前，人类对健康的认识在长期积累的与疾病斗争的经验基础上产生了第一次质的飞跃。来源于实践的经验医学模式取代了长期统治人类的神道医学模式，认为健康是体内阴阳（东方）或体液（西方）平衡的结果。人类因此可以主动地通过改变饮食和环境（调整阴阳）来控制失去平衡的原因及提供健康生活方式的建议（养生）来维护健康。从此，人类开始了自己主动维护和促进健康的文明进程。

  但是，建立在临床实践基础上的经验医学模式对疾病的理解十分笼统，对因生育所导致的母婴死亡率高问题和控制传染病流行的问题基本上还是无能为力。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人类对健康的认识产生了第二次质的飞跃。理性的生物医学模式出现了，赋予人类把握自己健康的更有力的武器。生物医学模式认为，健康与疾病的问题必须用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的实验结果来回答。所有的疾病都是由细菌/病毒或营养素缺乏引起的，通过化学和生物学手段找到杀死细菌/病毒的药物或补充缺乏的营养素就能解决问题。生物医学模式成功地帮助人类基本上解决了一直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高母婴死亡率高和传染病流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