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一脉相承。虽然历史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社会也处于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但中国传统文化仍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人的心中。即使是今天的国人，虽然面对着舶来文化的浸染，但褪不去的底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这个灵魂闪耀着古圣贤智慧的光辉。在中华几千年的思想史中，先秦的智者始终令后学景仰，诸子百家的思想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源，惠及后世，而儒道之学为最。“性”乃人之本性，性的自然结构与生理功能中外并无显著差别，但对性的态度却深深地却烙上了民族与文化的印迹。本篇就想从儒道的思想中，寻中国性观念之源。

1 道家的“自然之性”

1.1清静无为与道法自然

什么是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分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二十五章），老子提出了“道”这个概念，把“道”看成是世界的本源。“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这些话听起来神秘莫测，晦涩难懂，但细品之却极有道理。老子认为道是物又不是物，不是物还是物，是物又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不是物却又是构成有形有象之物的精微，是实在之物，这让我的联想起辩证唯物论中“物质”的概念。“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这种抽象的“道”又是自然之规律，这种具有规律性的道是世界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因此，世上的万事万物皆有“道”，皆为“道”之所生。很自然地，作为人类本能的性，也是道之所生。

怎样才能掌握这个“道”呢？原则只有一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法自然”便成了智者的最高境界。王弼解释说“法自然”就是一切从自然出发，按自然本性办事，“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老子注》二十九章），这里的自然是自然之性，是自然变化的规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当人们走出愚昧，努力地抛弃自然神之后，自然界的不解之谜仍让人费解，自然力量的无情仍让人感到畏惧。当人们没有真正地认识自然事物的时候，巧妙地顺应自然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因为顺应自然往往就是在不经意之间按规律办事。老子是个智者，在那个年代，法自然的提出是一种科学态度。

怎样才能“法自然”呢？既然“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象》），“物皆自然，天使物然”（《齐物论注》），“自然之质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损益将可加焉”（《周易·损卦象注》），人们必须从自然之性发，一切顺从自然，不能有丝毫的违背，“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老子注》二十九章）。在老子看来，只有“无为”，才能“法自然”。

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无为”呢？老子用一句话来总结，即“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不要让纷繁复杂的社会扰乱我们的心志，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准确。要想做到这样，必须“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才能“见素抱朴”（《老子》十九章），这种“无为”绝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乱做，是遵守客观规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二十二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这样的不争、无为是利用自然之理，为自然之事，所以才能达到“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即遵守并利用自然规律，则不仅能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且还能顺利地改造世界。

1.2道法自然与自然之性

性是自然界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老子》六章）。人们对能产生生命的性是一团迷雾，认为性行为蕴含着神秘的自然魔力，因此，对性的态度也是“可因而不可为也，可通而不可执也”（《老子注》二十九章），于是“无为”的观念也成了性观念的主宰内容。老子曰：“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十章）认为婴儿思想单纯，所欲不多，是无为之最，也是修身养性者追求的最理想境界。老子自己努力地去追求淡泊、恬静，“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老子》二十章），因为“含德之厚，比于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老子》五十五章），象婴儿一样，元气纯厚和谐，无性观念与性要求而阴茎却常常勃起，终日哭喊而不疲劳，说明“无为”可以使精气旺盛。这预示着另一个方面即纵欲过度，要耗竭精气，因此老子反对纵欲。但是，老子绝不是个禁欲主义者，因为“无为”并不是最终目的，“无不为”才是老子所追求的。只有象婴儿一样清静节欲，才能通晓“玄牝”，才能掌握作为“天地根”的“玄牝之门”。这种对性的态度并非保守，而是不要违背自然规律而已，“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即通过和谐（“和”）的方式去掌握和利用规律（“常”），这才叫明智（“明”）。

2 儒家的“伦理之性”

2.1“中庸”与宽容的性观念

早在《周易·系辞下》中就有：“天地絪緼，万事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此观念将性行为看成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性、生殖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源泉。孟子的话最直白，“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性行为与吃饭一样是人的本性，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礼记·礼运》中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是人的基本欲望，满足欲望是应该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荀子·正名》），性是自然的事情，情是性的本质的体现，欲是情的反应。认为欲望是可以通过追求而得到的，情欲是必不可免的。既然认为情欲是可能得到的，就要设法去追求。这种对情欲的追求，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贫贱之人与高贵之人一样皆有这个权利。可见，儒家的性观念是极为宽容的。

怎样去满足性欲呢？二个字即可概括，即“中庸”。中庸又是什么？曾子解释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即不要太过，又不要不及，并且将此之道坚持下去而不改变，这才是中庸。中庸重在“中”字，“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性的需求和性的感受，以及人的喜怒哀乐的一切感情一定要符合节度，这既是天下最普遍的根本所在，又是天下最普遍的通行原则。达到了这种“中和”境界，天地便可以各安其位，万物才能生长发育。但是，中庸却是难以把握的，“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其原因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因此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因为君子经常保持中和的状态，而小人则往往肆无忌惮。当然，君子的中庸之道其涵义广泛而又深奥，是难以达到的，“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以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中庸》），即使是圣人也有其不懂、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人是可以犯错误的，但只要改正，即可宽恕，“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中庸》），不为中庸者，虽可以宽恕其改过，而不能容忍其不悔。

2.2“礼”与理性的性规范

当然，儒家对性的宽容是有条件的，儒家绝不主张纵欲。对于性，即提倡，又给以规范，这就形成了儒家对性的一贯态度——节欲勿乱。“所欲虽不可近，求者尤近尽；欲者虽不可去，所求不可得，虑者欲节求也”（《荀子·正名》），性是人之本性，是人们所追求的，无论贵贱，皆可为之。但是，富贵之人，因条件优越可能在合理的情况下，使性欲尽量得到满足，即使没有完全满足，也应知足，不要越“礼”而为；贫贱之人，其性要求也是合理的，不应抑制，因条件的限制不能满足性欲，那就要考虑节制，否则就会“非礼”。

人的行为，必须在“礼”的约束下进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仁”的最高境界，即“克已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认为西周以来的典章、制度、规矩、仪节等礼是尽善尽美的。让人们守“礼”，孔子不主张用暴政，而是采用攻心之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耻”（《论语·为政》），光用行政命令，杀戮刑罚，只能暂时生效，还不能使民从心理上不反抗，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可以使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使民众心服口服。性行为当然也应遵循“礼”这个准则，儒家对性并没有极端压抑，而是“道之以德”，只要是遵守礼法的性行为皆可提倡，并且认为是美好的。孔子曾说男子“十有六而精通，然后能化，……女子……十有四而化。一阳一阴，奇偶相配，然后道合化成”（《孔子家语·本命解》），鲁哀公对此提出异议，“男子十六通精，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人矣。而《礼》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岂不晚哉？”孔子解释道“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而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孔子家语·本命解》）。只要《礼》允许，就可以为之，因此说“故圣人因时以偶合男女，穷天数之极，霜降而妇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农桑起，婚礼而杀于此”（《孔子家语·本命解》），圣人为性行为做了合于礼的规范，应遵守中庸，即不要太过，不要纵欲以乱纲常，又不要不及，不要禁欲，否则使“忠、孝、结、义”成为不全的原则。这种规范是理性的。

3 “自然之性”与“伦理之性”的传承及嬗变

3.1后世道家及道教对“自然之性”的两种引申

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是可取的，但是，由于其语言的玄妙，后世道家、道教等对其进行了二种引申，一是强调无欲，二是强调纵欲。

庄子说：“夫天下之所以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庄子·至乐》）庄子批评了那些因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不满意的人，认为他们是愚蠢的。“今俗之所为与其乐，吾又未知乐之果邪？果不乐邪？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誙誙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庄子·至乐》），庄子鄙视世俗之乐，认为真正的快乐是清净无为，是不追求任何快乐，即所谓“至乐无乐”（《庄子·至乐》）。后世道教的寡欲再度极端了这种思想，《西升经》即对“欲”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为道章》中称：“欲者，凶害之根；无者，天地之原。莫知其根，莫知其原。圣人者，去欲入无，以辅其身也。”可见从寡欲变成去欲，欲为万恶之首，故后世道士、道姑出家修行。

战国初期的杨朱却主张纵欲，他的理论核心是“为我”。他认为欲望本身是一种自然之理，顺乎自然，顺乎人性就应去满足欲望，主张“全性保真”，因而重视“贵生”、“乐生”，认为这种“任情极性”才是正常生活，他要求“丰屋、美服、厚味、皎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认为人生苦短，如果不及时纵欲享乐，则悔之晚矣。而不论贵、贱、愚、智，在死神面前一律平等。另一个纵欲观念来自道教房中术。道教一开始就把老子奉为始祖，把《道德经》的若干内容作为信条，神仙不死是道教哲学的中心范畴，道教以个人为本位，追求个体生命的永恒性，并从成仙不死之目的出发，解决人生问题，积极探索自然界奥秘。道教认为，精、气、神为人生“三宝”，精足则气充，气充则神旺。如果人能时常保持精足、气充和神旺的状态，必然健康，乃至长生；反之，不断耗损精、气、神，必罹病夭亡。道教认为阴阳合和、男女媾精与人健康关系密切。守住精气，不使之过度耗泻，以“还精补脑”，成了道教房中术的基本思想；男女之精可以相互吸取，因此采阴补阳，采阳补阴，成了房中术的基本内容。因此重视性行为，并以此作为“精”的来源，这种在守精前提下的纵欲，成了某些道士达到长生不死的重要方式。于是，“御女益多”（《养性延命录》）、“御童女”（《玉房秘诀》）等纵欲观念便产生了。早期道教及其房中术主张纵欲，这种思想对魏晋乃至隋唐时期人的性观念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3.2理学对“伦理之性”的发挥

宋明时期，理学达到了鼎盛。理学的核心是儒家伦理思想，而理学又吸取道家有关宇宙生成、万物化生观念和佛教的思辨哲学、人性论，以精致的唯心主义将儒家伦理思想发挥至极，其特点是“存天理、灭人欲”，在性观念上，极力主张戒色戒欲。

理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理是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程颢和程颐将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也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范畴。首先，认为理是天下万物要遵循而不可违反的规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永恒存在，“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二程遗书》卷二），这个理早已先于事物而存在。第二，认为理推之四海而皆准，即一物有一物之理，而一物之理又是万物之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同上），“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之而四海皆准”（《二程遗书》卷五）。第三，理既包括自然之理，又包括孝、悌、忠、信等社会之理，理在于用精神世界支配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把自然世界道德化，“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间，皆是理”（《二程遗书》卷十九）。

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应该“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性即是理”（《二程遗书》卷十八）的命题，“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二程遗书》卷十八）。同样一个理，在天就叫命，万物皆不能违抗，具有绝对权威；在人世就叫义，其合乎纲常伦理；在个人就叫性，体现了人的品质。首先，认为人性有两面，一面是善，一面是恶，“生之谓性。……人生气禀，理有善恶，……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二程遗书》卷一），认为善恶是天生的，皆为天资禀赋而来。第二，认为人性善恶中，恶更易被外物所累，多由“情欲”所使，认为欲望是万恶之源，所以提出去除欲望，“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皆天理”（《二程遗书》卷十五），将天理与人的欲望对立起来，“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觉莫要于思，唯思为能窒欲”（《二程粹言》卷二）。朱熹与二程的观点一样，认为人的本性中有一个先天的至善的“道心”，与此同时，又有一个与生命俱来的先天的恶的并易受形气之私影响的“人心”。“只是人之一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朱子语类》卷七八），二程说“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遗书》卷二四），而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卷十三）。孟子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在人类诸多欲望之中，性欲是最为重要的，而在理学看来，是最应灭去的。所以，有人问程颐：有孤独的寡妇，家境贫穷，无依无托，就要饿死了，可以再嫁吗？他回答道：“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可见在二程看来，与理相比生命并不重要。在宋明以后，理学对我国的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对性的观念上，极力主张戒色戒欲。我们今天所批判的“封建思想”并非原本的儒家观念，而是被理学家修改过的儒学，即理学。

道家的“自然之性”与儒家的“伦理之性”乃中国性观念之源。春秋战国以后，虽然不同时代、不同的地域对性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言，不同的性观念中大都能找到这两种思想的影子。即使在今天，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道家的“崇尚自然”与儒家的“伦理道德”也深深地根植于国人的观念里，表达在国人的行为中。重要的是，“自然之性”与“伦理之性”并不矛盾，二者的交融，不仅是中国传统性观念的基本内容，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性观念的重要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