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魏以来，儒、释、道三家思想经过长期争论和合流，为理学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条件。理学便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道家有关宇宙生成，万物化生的观念和佛教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及人性论，建立了一个比较精致的唯心主义体系，并以“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

1 神圣的不可侵犯的“理”

“理”是理学的最高范畴。早在韩非的《扬权》中就已经把“理”作为哲学的范畴与“道”并提。北宋的周敦颐与张载都讲到“理”，但他们只是泛泛地提出，并未将其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周敦颐的哲学最高范畴是太极，张载的哲学最高范畴是太虚。而程颢和程颐则重新提出了“理”，并将“理”作为世界万物的本体，作为自己哲学的最高范畴。程颢自称，“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语录》卷上）。

在二程看来，理是天下万物要遵循而不可违反的规则，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永恒存在的。“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二程遗书》卷二）。这个理早已先于事物而存在，“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万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百理俱在，平铺放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子道多？元来依旧”（《二程遗书》卷十八）。人能主动地去认识理，这与物不同，但不论人对这个“理”是否认识，万物之理是早已存在的，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一物有一物之理，一物之理又是万物之理，“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同上），“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之而四海皆准”（《二程遗书》卷五）。

2 理是社会的最高原则

理是自然界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的最高原则。它包括物之理，又包括封建社会的孝、悌、忠、信等之理，理在于用精神世界支配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把自然世界道德化。二程在解释《中庸》一书时说道：“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二程遗书》卷一），理表现在人为性，认为人性亦是天理，顺着人性去做才叫道，“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间，皆是理”（《二程遗书》卷十九）。在二程看来，理是有道德属性的，“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之生意最可观，……仁与天地万物一物也，而人特小之，何哉”（《二程遗书》卷十一）？他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有生命特征的，有道德倾向的整体，把物质世界人格化。在这样的理面前，“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识仁篇》）、《二程遗书》卷二）。

3 存天理、灭人欲

在二程看来，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二程提出“性即是理”的命题，“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二程遗书》卷十八）。“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二程遗书》卷十八）。同样一个理，在天就叫命，表示它有使万物不能违抗的权威。在社会之中，其合乎封建伦理的就叫义，而理体现在人的品质方面叫做性，人性中的仁、义、礼、智、信都是人性所固有的，也是天理所固有的。

二程认为，人性的另一方面就是恶。“生之谓性。……人生气禀，理有善恶，……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二程遗书》卷一），认为善恶皆为天资禀赋而来，是天生的。“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同上），但二程认为，恶易被外物所累，多由“情”所使。所以提出“视听言动非理不为，即是礼，礼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虽有意于为善，亦是非礼，无人欲即皆天理”（《二程遗书》卷十五），将天理与人的欲望对立起来，将人的欲望看成是万恶之源。“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色，耳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觉莫要于思，唯思为能窒欲”（《二程粹言》卷二）。朱熹与二程的观点一样，认为人的本性中有一个先天的至善的“道心”，与此同时，又有一个与生命俱来的先天的恶的因素并易受形气之私影响的“人心”。“只是人之一心，合道理底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朱子语类》卷七八），二程说“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二程遗书》卷二四），而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朱子语类》卷十三）。

孟子曾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孟子宽容地认为在人类诸多欲望之中，性欲是最为重要的，而在理学看来，性欲却是最应该灭去的。所以，有人问程颐：有孤独的寡妇，家境贫穷，无依无托可以再嫁吗？他回答道：“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卷二十二），可见与理比起来，二程认为生命也不重要。在宋明以后，理学对我国的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对性的观念上，极力主张戒色戒欲，对中国性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如明代龙遵叙之《食色绅言·男女绅言》中的头二句，即为“伊川曰：欲心一萌，当思礼义以胜之。朱子曰：观泽之象以窒欲”，这都是理学观念在性医学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