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背后

——中篇小说《我们》创作谈

张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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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我们》写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很多先它写出或之后写出的小说都已发表，只有《我们》命途乖张，文运诡谲。有时候，我甚至忘了自己还有这样一篇小说，而她呢，也甘愿灰头土脸地躲在我电脑的老硬盘中。

《我们》不是我小说中的异数，也算不上“夺人眼球”的小说，因为在我并不广为人知的小说中，我的《西厢记》《众叛亲离》和《黑社会》收获的掌声要比她多，但我还是会在偶尔翻看《我们》时露出傻笑，那是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笑。

我是个最怕给小说写创作谈的人，这等于让本就衣衫褴褛的人再当众脱一次衣裳，等于让一个人到中年的妇女在镜中展览自己的裸体。小说写出来是要给人看的,却没人喜欢听你小说背后再说一堆无关的废话，或看你故意伪装成痛苦的“思想者”或“拉奥孔”。一句话，《我们》这个小说，除了她是篇小说之外，她什么也不是。如果读者看她的时候不是皱着眉头，露出一副被人狠狠抓住裤裆的样子，会心处偶尔还能莞尔一笑或想想“我们”这群人为何这样好玩，我这篇小说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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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崇尚武力，爱习武功，对飞檐走壁、土遁穿墙一类的玄异功能充满幼稚的幻想；身材瘦小，却对街头暴力变态般迷恋；看到有痞子打架，总是心跳加剧，手脚痒痒。除了自己，没人知道，我当时最大的理想是做个街头小混混，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有漂亮女孩追随，可以当街拥抱亲吻。我觉得那样的人生才足够精彩。

高中时曾尝试和学校一个最著名的痞子挑战，我幻想了很多让他臣服于我的情节，并不惜虚构一把莫名其妙的匕首来给我壮胆，并写进作文，结果引得学校保卫处一干人马来给我搜身。后来我们决定于某个月黑风高夜出去“单挑”，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带了六七个“贴身保镖”，或许他们把我当成了其貌不扬却身怀绝技的高手？可那时候的我，身子已经软弱得像根面条。如果不是因为胆小，如果不是因为体弱，如果不是因为小时候的花拳绣腿根本敌不过一个痞子的粗胳膊，我还真以为自己以后是个可以靠武力行走江湖的人。

人总是容易走极端的，我走极端的表现，就是小流氓没当成，结果成了个文学小青年。

年轻时，我做过无数个梦，写下过很多文字优美足以乱真的爱情故事，好像阅人无数，天生情种，其实是个见到女孩子就脸红害羞得一塌糊涂的人；我一无所有，却喜欢到处流浪，坐廉价的绿皮火车，烫流行的爆炸式，开从来没挣过钱的公司。我每天忧心忡忡，头发蓬乱，眼神忧伤，风尘仆仆的裤脚掩盖不住破绽百出的鞋子，被人骗了还到处宣扬那些骗子都是我世上最好的朋友……这都是我年轻时候真实经历过的傻事，憨头憨脑得像个傻瓜，又热情、坦荡、无知无畏得像个孩子。

更多的时候，我是个坐在家里的旅行者，是个武功废掉的武林隐士，是个在黑夜酣睡在白日做梦的流氓无产者。有人看到我办的杂志或我写的小说，说我是个大款，说我是个傻帽，说我是完美主义者，还有说我是个靠贩卖自己隐私“成名”小说家，也有夸张的，一个远方的编辑，他说我更像这个时代拿着长矛向风车挑战的“英雄”。

他不知道，我真的不想做什么“英雄”。我最想做的，不过是战场上走下来的伤兵，丢掉沉重的铠甲，用粗粝的绳索结一张网，在漫无边迹的大水中做个孤独的渔夫。在一个人的水深火热中，编缀支离破碎的故事，抚慰千疮百孔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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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代的那次危险作文，实际上是我第一篇虚构的小说，它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一半是匕首，一半是鲜血》，有过文学阅历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它的来源，没错，就是王朔。

我一点不想掩饰对这个作家的喜爱，以至于第一篇虚构的文字就是对他拙劣的模仿。王朔独到的叙述曾深刻地影响过我的文字生涯，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写过很多带有调侃意味的短文，曾被著名作家浩然称为“京郊的王朔”。

搁笔十年，当我再次操练起小说，我发现王朔的影子仍然如影随形。我是个怀旧意味浓厚的人，2008年，当北京奥运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开始写第一个中篇《认识几个姑娘》，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同时在写着另一篇小说，就是《我们》。

最初，《我们》只是一个万把字的短篇，还没有写完，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搔首弄姿，得意洋洋，甚至迫不及待地就把她贴在“左岸”上，小说贴出来后，有人喜欢，也有人不以为然。喜欢的各有说法，不以为然的当然也各有自己的不以为然。有些人看了《我们》还写来了评论和读后感。

诗人宫白云在她的《“冰山一角”隐藏的空间》里说：“我难以表达对这篇小说的喜爱，没错的，这是我喜欢的小说，直面现实，裸露酸腐的身体，灵魂却私奔出去。我读的时候，感觉心在颤抖。‘我们’——老王，小康，框子，老歪，老孙，被作者一一拉出来晾晒。现实生活中的痛感与无力，在小说语言的狂欢中予以重构。‘黄金时代’就这样被丢在生命的半途，而作者给‘我们’模糊的希望却在另一个怪诞的世界……”

“小说的内质充满了批判，血刃不仅扎向丑陋的现实，也挖掘自己的心灵地狱。‘老王，小康，框子，老歪，老孙’这些人物形象外表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内心是一块饥饿的石头，这是无奈人生的写照。作者那些市井语言的运用，丝毫不显突兀，小说中机智和游戏人生的味道，毫不低格，反而增添小说魅力。而寂寞的‘我们’对情感的期待也足以打动人心。特别是最后一章，包含尖锐的追问。让读者如巨流堵在心口，感受到内在的撞击。而‘老王’抚摩的另一个自我也使小说的魔幻气氛到达顶峰。”

评论家肖涛在《我们需要“异”写作——对张爽《我们》的批评》也说“ 这个题目非常好，它包含着一种召唤结构，如同奥茨《他们》，韩东主编《他们》，抑或是马丁-布伯《我和你》等题目一样。”“这个小说延续了《认识几个姑娘》中的相关题材与人物和言说风格。这意味着张爽逐渐在将自己的记忆与生活经验融为一体，并呈示为小说文本予以捕获、塑形的某种诉求。”“结构当然也不错，优点在于，切近自己，我手写我，我口说我，意在将一种小文化人的琐碎无聊、散漫游戏的生活状态，付诸写实性的表达，进而实现‘日常生活’的诗意重构及其最大可能。”

但肖涛也因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一阵见血地指出：“张爽的语言滋味带有本地语调直白特点，属于另一种口语写作。当张爽感觉到这种语言能够游刃有余地实现词与物、眼与心、口和手的如影相随、并驾齐驱的和谐共振关系时，也意味着张爽陷入了一个沼泽地带。”“这是张爽的优势，却是其最大劣势，原因即在于你没有形成穿透力，你对抗不了徐星、王朔等人的历史阴影……”“为何求异存同？即在于写作之初，你就应该琢磨着如何不让自己的言说落入别人的言说痕迹、陷阱和牢笼^”

他最后说：“一句话：不写则罢，要写就要成为小说的腕儿，就是要有一个独特的文本，一种独霸独裁独到的文体，一种独步天下的风格，让历史和现实姐妹俩分享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战栗和狂喜。让别人永远记住你的存在，哪怕一个人也好。”

在这篇创作谈中引用这两篇文字是想说明什么呢？事实上，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放弃对《我们》这篇小说的修改，直到现在写这个创作谈时，还在朋友的督促下，一遍又一遍地润色着这个小说，《我们》不烦我却有些烦了。为什么烦？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个姿色平平的姑娘，再多的化妆品也无助于帮她天生丽质。好在我还在写，还一直在路上，虽然脸上“带着欺骗众生的微笑”，内心里却是个狠呆呆想把小说写好的人。我希望，当《我们》发表时，《我们》连她“背后”所有文字都将灰飞烟灭，而更多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小说却会在时间之外妖娆绽放……

2013年9月1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