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小说》四季评·房伟主持《四月末·致青春》

主持人：房伟

参加者：宋嵩 段晓琳 乔宏智

主持人语：

伴随着春天的细雨，我们走入2013年4月份的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感受到了异样的变化。这期四季评，除了山东师范大学的宋嵩博士和乔宏智硕士之外，我们还邀请了青岛大学的文学硕士段晓琳，他们从几个不同侧面对四月份的创作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宋嵩关注于四月份的青春叙事，杨遥、安勇、张爽等作家，风格各异，但无论是书写青春的迷茫，还是青春的残酷，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段晓琳主要从人性创伤的角度，对李凤群的《颤抖》等作品进行点评，洋洋洒洒，细致绵密，而乔宏智则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对四月份的几部小说进行评述，语言犀利准确，充满了悲悯。

四月末·致青春

宋嵩

“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诗人艾略特这样描写四月。在他的笔下，“四月”是一个湿漉漉的、充满了回忆与欲念的词语。2013年的四月末，因为一部与青春有关的电影而变得与以往意义不同，尽管这部被简称为《致青春》的电影毁誉参半，至今仍未有一个让人人都能接受的中肯评价，但它的上映无疑把人们带回了那段青春岁月。我在湿漉漉的四月末翻看春天的那些小说，竟然发现它们当中有许多也与“青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不久之后，我们将会把那句诗改成“四月是最适合回忆青春的季节”？

青春理应是清清爽爽的，天然去雕饰，与铜臭气、脂粉气、烟火气无涉；写青春的小说亦当如此，不必玩弄什么技巧，也无须炫耀华丽的词藻，更忌虚构哗众取宠的“卖点”、摆弄庸俗媚俗甚至恶俗的噱头，只求原原本本写出青春的真面目。可惜的是，当下的年轻人在网络文化的撺掇下心烦气躁，中年写作者们却又往往像《红高粱家族》“题记”中所写的那样怀揣一颗“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很难再写出像一碗清水面般单纯的青春了。唯其如此，杨遥的《从滹沱河畔出发》（《长城》2013年2期）才更显出其可贵。小说的时间设置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那时候街头巷尾都在热议“世界末日”，当末日的谣言遭遇青春的迷茫，酝酿出的只能是世纪末的忧郁。这种忧郁曾流行于一百八十多年前的英吉利海峡两岸，弥漫在夏多布里昂、缪塞和拜伦们的字里行间；而一百八十多年后，在中国北方一个小县城里，同样有一群年轻人染上了这种“世纪病”。那时的滹沱河两岸还没有修起所谓的滨河公园，还没有被后来兴起的铁矿热污染，在秋天河水泛滥的时候只有泛着泡沫和漩涡的水夹裹着黄沙浩浩荡荡地一直朝西方流去，尽管它永远不会流入大西洋。三个羞涩而懵懂的大学生毕业回到了故乡，“我”成了村里的小学老师，每天面对复式班里的十几个学生，夜里躺在床上缅怀大学时光；强强是镇上的中学老师，为了能和恋人在一起而年年复习考研；汪峰进了乡镇工商所，早早地结了婚，每天无所事事，或是在河里摸鱼，或是为家里盖房忙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在又一个漫长而无聊的暑假过后，考研的考上了，盖房的靠转手地皮和房屋赚了点小钱，而写小说则成了“我”借以解忧和打发时光的唯一方式，即使在邮局遇到了让自己心动的姑娘，仍然羞涩地将这份感情深埋在心底。小说“几乎无事”，却又谈不上“悲哀”，文字质朴得甚至有些寡淡，但每一句话都单纯透明，实实在在。几个年轻人无聊的日常琐事与怅惘的心绪交织在一起，营构出一种令人伤感的气氛，读来竟有些许村上春树早期作品的味道。

同样是写青年时代的迷惘，徐永的《蒙娜丽莎的梦》（《创作与评论》2013年第4期）则将生活的长镜头由滹沱河畔的乡镇转向了华北平原的小县城。故事缘于青年老五的离家出走，整篇小说所记述的就是“我”去南京寻找老五并把他骗回故乡的过程。“我”高考落榜后进肉联厂制冷车间当了工人，每天的工作只是开关机器和抄录数据，其余的时间只能靠练毛笔字和抽烟打牌来消磨，而“我”的朋友们则是包括老五在内的一群待业青年，终日无所事事地在社会上游荡。小县城里日复一日空虚无聊的生活打磨着他们的精神，直到有一天，曾经在学生时代无比迷恋吉他的老五再也无法忍受，带着往日的恋人去野外放飞了自己的宠物鸟“蒙娜丽莎”，随即抛弃新婚未满三月、已有身孕的妻子，只身去南京寻找幻想中的新生活。“我”多方打听到了老五的消息，在老五家人的嘱托下怀揣五百块钱来到陌生却又繁华的城市，将身处异乡却仍旧目光呆滞迷茫的老五骗上了返乡的火车，而回乡之后“蒙娜丽莎”奇迹般地飞回了笼子，只不过当它的头被作为药引子砍下后，老五变得更加不正常，每天像鸟一样扇动着胳膊在屋里奔跑。如果说读过《从滹沱河畔出发》后我体验到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懒洋洋的乏力，《蒙娜丽莎的梦》则更多地是给我以无助感，令人惆怅，其间还夹杂着些许人生的荒诞。小说中开列了一张寻找老五花销的账单，共计321元，除去为了请假而给主任买烟花去的36元，剩下的无非是往来车票、吃饭喝酒，原本可以改变的人生，便由这几百块钱扭回了原来的轨道，甚至比最初的预算（五百块）还颇有结余。套用文艺青年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法文，“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我曾戏言，按老祖宗天人合一顺应四时的传统读文学期刊，金秋当读《十月》《收获》，初夏可看《芒种》，四月则非《清明》不可了。“清明”虽取“气清景明，万物皆显”之意，又兼有杏花烟雨江南的意境，但张爽发表在《清明》第2期上的《火车与匕首》却少有琼瑶《烟雨濛濛》的缠绵，而是充斥着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般的压抑。小说的情节与那部名噪一时的电影酷似，“营子镇”是又一个“牯岭街”，“下台子高中”是又一个“建国中学”，而主人公小巴则活脱脱是又一个“小四”，同样的寡言少语、敏感脆弱，同样是因为冲撞坚硬冰冷的权威与暴力而被勒令退学，又同样在极度的压抑中将青春的躁动化作一场血腥。在电影中，从台南回来的Honey对小四回忆说，自己流浪期间曾读过无数的“武侠小说”，却都不记得名字了，惟有一部《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个老包，全城的人都翘头了，他一个人拿把刀去堵拿破仑”；而《战争与和平》正是小巴一直想读却没有读到的书，他在暗恋对象图书管理员小乔老师的推荐与指导下读了《复活》与《安娜·卡列尼娜》，之后却莫名其妙地读起了王朔。Honey、小四和小巴心底都有一种不肯轻易表现出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激情，如同在地下运行奔突的地火，就像那个企图行刺拿破仑的“老包”（皮埃尔），这种激情源自对真理和正义近乎偏执的坚守，当理想崩坍，世界已然改变，熔岩终有喷薄而出之时，并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

安勇的《一九八五：性也》（《山花》2013年第4期），也是一篇有着明确时间限定的小说。对于我来说，1985是一个意义特殊的数字，因为我就出生于这一年。婴儿无所谓记忆，因此，我常常梦想回到那一年，借助泛黄的报纸一遍又一遍地在梦中虚构那一年的人和事，但却从未像安勇所描写的那样窘迫与躁动。他隐去了“性也”前面人人皆知的两个字，而故事正是围绕着这两个字、围绕着一群即将参加1985年高中升学考试的男孩子的“食”与“性”展开。为了提高升学率，乡里把“尖子生”们集中到一起“全力突击”，为他们配备最好的老师，实行最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却偏偏忘记了他们只是十四五岁的少男少女。成长所带来的近乎病态的饥饿感无时无刻不在煎熬，促使他们画饼充饥，甚至去食堂盗窃食物；而更难压抑的则是荡漾的春心，它蕴藏着惊人的能量，即使平日里有以薛德松为首的学校管理者们的严防死守，稍有疏忽仍然会冲破重重包围，绽放出灰色青春岁月中最绚烂的爱情之花，哪怕它像昙花一现般短暂。为了报复曾让自己老婆出丑的刺儿头学生史蛤蟆，薛德松挖空心思找到了他早恋的证据，并精心炮制了一场“操场上的婚礼”来羞辱他。但是在充满叛逆心理的少年们心目中，这场闹剧堪比时人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刑场上的婚礼》，而这对被示众的恋人更是如烈士陈铁军、周文雍般的英雄。最终，极有希望被报送进重点高中的智行东为了给曾经也受过薛德松羞辱的好友袁金利报仇，与史蛤蟆一起策划了一场影响力远远超过上一回报复行动，而袁金利却在他人的挑拨离间之下供出了智行东……《一九八五：性也》中青春的残酷血腥一点也不亚于《火车与匕首》，尽管两位作者选择了不同的角度来反映青春岁月中的磨难，一个是极力渲染艰苦岁月中经受的肉体折磨与暴力威胁，一个则是持续传递主人公默默承受的心理压抑，如同爆米花小贩不停转动那只火炉上的铁罐，但他们都殊途同归地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积聚已久的心理势能随即爆发，给读者带来心灵的震撼。

季栋梁的《麦戏》（《朔方》2013年第4期）虽然写的是孩子们的故事，但却无比忧虑地向即将迈入青春期的孩子们昭示着一笔他们必然要体验的暗色。豆麦成熟前的时节，是野菊坪的一段闲散时光，也是放暑假的时候，每到这时，野菊坪人都会请戏班子来唱一场“麦戏”。这是一场乡间的盛典，更是孩子们日夜盼望的狂欢节。但今年的麦戏却隐约中有了与往年不同的气氛，因为这场戏是由在城里发了财的虎子爸出钱请来的，虎子也因此有了扬眉吐气的威风，以“一掷千金”的派头掏钱请小伙伴们吃大份的零食。更重要的是，家里有了钱，即将被接到城里去念书的虎子可以心安理得地当起“孩子王”，在往日，这个角色是属于个头最大、成绩最好也因此最有“号召力”的宝禾的。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放下锄头进城务工，原本最擅长营务农活的宝禾爸却因为不肯进城挣钱而越来越不受家人待见，哪怕他不停地租种别人闲置的土地，仍难以挽回乡土伦理的式微；而年轻一代从小就感受到了金钱的巨大力量，因为有钱便可以请得起戏班，便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安排看戏的座位，便可以在同小伙伴的争执中“永远正确”。童年的单纯，随着宝禾在山顶吹散的蒲公英渐飘渐远，他们即将迈入的青春期，是否也会在金钱黄灿灿的光辉下显得无比黯淡？

相较于以上几篇小说斧斫刀刻般扎实的写实风格，文珍的《录音笔记》（《创作与评论》2013第4期）与王秀梅的《寻痛记》（《飞天》2013年第3期）则更具寓言色彩，尽管反映的主题仍不免沉重，但两位女作家为现实主义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文字也随之有了轻盈的品格。《录音笔记》写一个女白领的生活，她生性内向，沉默寡言而耽于幻想，却因为有瓷器般动听的嗓音而终日在写字间里接听咨询热线。除此之外，她最大的特点是听力极其敏感，生理与性格的双重作用使她习惯于由声音出发去推测和想象他人的生活，甚至难以分辨充斥于耳中的声音哪些是真实存在，哪些是幻听。她几乎没有朋友，连在寂寞的深夜可以打电话聊天的人都没有。在几次不成功的恋情、同事之间因鸡毛蒜皮小事而产生的龃龉以及沉重的工作压力下，她渐渐迷恋上了自己的声音，在夜晚用手机和录音笔记录下对生活无奈的倾诉，以及对同事、上司和工作的愤懑。直到同事恶作剧般地将这些“录音笔记”公诸于世，她饱受压抑与折磨的心终于彻底崩溃。作为第一个以小说创作而非学术论文获得硕士学位的北大才女，作者用感性柔软的笔触解剖失眠者在黑暗中苦苦煎熬的心灵，手法娴熟如同一位久经考验的外科医生，叙述语言如夜雾般缥缈，又绵密似梅子黄时雨，带给读者的惆怅恰如“一川烟草，满城风絮”。《寻痛记》则写一个“失踪者”归来后的故事。18年前一场“欲行不轨”的“操场事件”未遂，李荒因肉体和心灵的双重疼痛而人间蒸发，只是给朋友们寄来一张同一个姑娘在“百年海草房”前的合影，还说要在一个无名海岛上开始幸福的新生活。其实那个“操场事件”只不过是赵晓妮为了向王列示爱而谋划的一场小闹剧，却在李荒心底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十多年后他回到朋友身边，声称真的患上了自己曾无比想要患上的“无痛症”，成了一个“无痛人”，并不时以自虐的方式向我们证明。但是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即使是面对自己所爱的人离去的事实，李荒的心里也感觉不到痛了，只剩下了“理性”。从此，他又开始了孜孜不倦寻找“疼痛”的历程，以至无法在王列的洗浴城正常工作；而“我”和朋友们也费尽心机帮他寻找疼痛，但无论是重演当年“操场事件”，还是老中医的针刺汤剂，都无济于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踪李荒来到城郊的村庄，发现了他隐瞒了18年的秘密：原来李荒并没有去过什么小岛，他只是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地方隐居了十几年。小说在作者老到的叙述下显得扑朔迷离，悬念丛生，直到结尾仍有众多谜团没有解开，例如，照片上的姑娘究竟是谁？“无痛症”是真是假？当然，最大的谜还是纠结在“我”脑海中那道挥之不去的目光——当年在操场上，李荒趴在赵小妮身上不解地看着她的温和目光，还有他抬起头来看我们的天真而弱智的目光。也许，只有读懂这道目光，才能真正读懂青春，以及一切与青春有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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