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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09 09: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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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民刊，让我对文学更乐观
熊万里
张：首先谢谢你用文学语言发出对《天天》的赞美，杂志办到如今，确实办出了一些小名，也博得一些业内人士的看好，他们把精进、专业、大气、雅致、纯粹这样的溢美之词毫不吝惜地给了《天天》，我也藉《天天》认识了更多的文学同道朋友。我没想到在文学逐渐式微的当下，竟还有这么多真心喜欢文学、执著写作的人。这对我来说是个意外之喜。我相信无论名家还是普通读者，他们对《天天》青眼有加，除了鼓励外，还有一份期盼在里面：就是希望《天天》的明天更美好。我相信他们这些话都是由衷的，我在这里也由衷的对他们说声感谢。在创编《天天》之前，我曾在一家单位编辑过几期行业杂志，但间隔很久了，说不上经验，更说不上长期操练。《天天》从筹办开始，就有很多人在热情参与，帮我出主意，《天天》如果真如你所说那样出手不凡，那“不凡”，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熊：为了编好《天天》，是不是经常购买很多杂志借鉴？
张：确实买过很多杂志。不过，过去买杂志都是在报刊零售亭零星买，是看着好的才会买。做第一期《天天》时，手边只有一本《小说选刊》。第一期的《天天》，很多版式，基本是照《小说选刊》的路子来的。第一期出来后，尽管赢得一片叫好声，可我还是感到了很多遗憾，觉得字体啊，版式啊，插图啊，都有点愣头愣脑的。刊物想往好里办，就得要有所借鉴。现在的报刊亭能买到的文学杂志有限，买不到的，我就去邮局翻报刊杂志名录，见到耳熟能详的就订。开始那一两年，全国省级以上的文学杂志我差不多全订过了。包括《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什么的，有二三十种。看着好的我就按年度继续订；看着不好，就放弃不订了。订阅过才发现，全国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杂志，模样看上去都大同小异，可供借鉴的东西并不多。
熊：第一印象固然重要，但要持久地吸引人，让大家与她的关系由浅入深，必然会由外及内，细品她内在的味道。不知道您在内容的选编上持什么样的理念？或者说您对刊物的定位，对文学的立场是什么？
张：开始做这本《天天》时，很随意，当时身边有一帮哥们，没事喜欢写点什么，有的写得还不错，但就是没有出路。第一期《天天》的稿子就是从这些人中间选出来的，然后找几个人，大家互相看一看，觉得没问题就编上了，谈不上什么理念和方针。创刊号出来后，撇开装帧、排版、印刷这些外在因素，对杂志的评价主要是两方面。一种是鼓励，意思当然是说杂志做得不错，清新，唯美，纯粹，应该这样做。另一种是批评，觉得杂志格局小，发表作品的那些都是身边的朋友，小圈子意识浓厚。我更注意听取那些批评意见。当时稿源情况就这样，容不得你做更多选择，选稿的眼界也有限，没办法。从第二期起，尤其是徐则臣写了创刊号的“寄语”后，知道《天天》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很多实力作家发来了他们的稿子，包括二期头题刊发的你的小说《日下书》。稿子一多，我一下子从无米下锅变成了米多得不知如何下锅了。具体说到文学立场，我想的很简单，就那么几个关键词：民间，质朴，纯粹。
熊：衡量一支球队优劣，要看有没有出色的球员。我们谈到某省某市的文学时，首先提到的是一些作家名字。评价一本刊物的成功与否，要看她是不是发现了新作者、发没发过有影响的作品。从出版的九期刊物来看，《天天》已经有了一定的格局与气度，下面要继续考验编者的眼力与胸怀。
张：《天天》创刊以来，一直把培养新作者，出好作品当做我们刊物生存与发展的最大目标。《天天》创办三年，搞过两次小规模的全国笔会，为三个不同郊县的基层作者开过作品研讨会， 2011 年 5 月还应邀去河北柏乡，以《天天》的名义为他们开过一个文学作品研讨会，我们还集中推出过一些未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有很多作者正是从《天天》获得了信心，有了“一直走下去”勇气。我希望以后继续把这种好的传统坚持下去。
熊：我的要求可能有些苛刻。《天天》作为创刊不久的民刊，要吸引好作品、好作者，有一定的难度。您肯定想在有限的条件下做无限的努力。既然编刊，除了获得编辑过程中的充实、快乐之外，还会不由自主地追求得到社会认可的那份成就感。
张：因为资金关系，《天天》从创办至今一直没有稿费，这一点的“先天不足”，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一部分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在《天天》展示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我们并不缺乏好作品和好作者。甚至，很多作家以能在《天天》发表他们的原创作品为荣。有一些作家，应该说在文坛已经很有名望了，但他们仍旧表示出对《天天》的偏爱。为什么？我想，这一方面，是他们想用自己的影响大力支持《天天》。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天天》，虽然是民刊，却比很多“官办刊物”更具活力。《天天》没有刊号，没有稿费，却拥有更广泛的读者和注意，这一点，我想也是很多作家选择在《天天》首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熊：我小时候喜欢捉知了。如果早晨捉，知了已经脱壳，正朝树上爬，稍晚，翅膀已硬，飞了。一般在晚上打了手电筒细细探寻。看见潮湿处有黄豆大的洞眼，便挑开，如果洞口薄、下面变大，就用细树枝轻轻探下去，即将拱出地面的知了会紧紧抱住，一下子提上来。把它放篓里，既可留下蝉蜕卖钱，又可吃最嫩的知了。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那个洞口厚、洞眼没有变大，里面可能是蚯蚓。这是童年的一大乐事。做编辑是不是有点像捉知了，要在漆黑的夜晚沉下心来，在广袤的大地上耐心寻找？在一个作者懵懵懂懂的时候提一把、推一把，是不是有一种发现的乐趣？
张：你的比喻很生动，也很有趣。其实编刊这个过程，我体验到的成就感要远远大于发现的乐趣，我把发现一个作家或一部好作品当成一种成就来鼓励自己。《天天》出刊九期，每期都有作者在《天天》发表处女作。河北作者张红欣在《天天》 2010 年夏季刊上发了她的短篇处女作，后来，她写文章提起这件事：“自觉千锤百炼，其实遍投无门，给《天天》是一次极偶然的事，随后，她给了我第一个肯定，非常快，对于一个初学写作、不明技巧与门派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挺大的鼓励。”《天天》为什么要这样扶持那些未名作者？首先，《天天》就是民刊，她来自民间，关注底层，理应保持民间的纯朴和温暖，其次，我本人也是个业余作者，做《天天》之前，已经当过 20 年的业余作者了，我可能比他们稍微幸运一点，十几岁就发表小说处女作了。业余作者这么多年，自然见识过很多编辑，有特别负责任的，当然也见过个别不负责任的编辑——每碰到这些不负责任的，我就觉得他有愧于“编辑”这个职业。这件事反过来激励了我。我因为生计，停笔多年，重新写作后，也经历过很多作者投稿无门到处被拒绝的窘境，所以一旦自己编起刊物来了，就特别体会什么叫将心比心，也经常做换位思考，以此体会一个业余作者的内在心态和现实处境。我现在可以骄傲地说，很多作者就是通过在《天天》发表处女作之后，慢慢成熟起来的。一个在美国读书的九零后作者，他的第一篇随笔是《天天》给发的，他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们从自然来稿里发现并发表出来的，我相信这种发表对他的鼓励会很大。我后来听说，他很多在美国读中文的同学都向他找《天天》看。这样的消息总是能给我以很大鼓舞，感到发现的乐趣和类似成就感的满足。这样的例子在《天天》还有很多。
熊：有些作品一读，眼睛一亮。有些作者一交流，心里就咯噔一下。发现一个有潜质的作者，但又存在明显的不足，您会怎么办？发现一个作者极有底蕴，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您，是不是特别高兴？
张：说实话，每天看很多稿子，会影响人的心情，如果看半天乱糟糟的稿子，我的心情也会乱糟糟的，但如果看到好的稿子，我的心情又会一下子云开雾散，比自己写出了好作品还兴奋。对于那些“潜质”明显，又有不足的作者，我会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直接指出不足之处，让他修改，他修改不了的，如果时间允许，我就帮着他改。我们发过安徽砀山一个作者的稿子，她寄来的第一篇散文基本上是我逐字逐句修改后才在《天天》发表出来的。今年春天，《天天》开笔会，她从安徽跑到北京。见人就说自己的这份“独特”经历，说她从来没碰到过像《天天》这样负责的编者。她很感动。这个作者后来进步很快，她后来写来一篇小说《只因爱着》，水准明显提高不少。我们毫不犹豫就发出了。所以，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好作者在《天天》这里埋没不了。只要你以足够的真诚去对待文字，对待我们《天天》。
熊：您衡量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怎么判断一个作者是不是写作的料儿？
张：衡量好作品，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标准也不会一样。我的标准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作品里一定要有这样几个词：自然、深切、独特、温暖。好文章一定是自然的独特的，也一定要有善良悲悯的底蕴。至于说如何判断一个作者是不是写作的料儿，我想也很简单，只需多读他几页文字就知道了。这个就像技艺纯熟的工匠，过手的活儿多了，闭着眼也能摸出手中的材料是好是坏。
熊：一腔热血，却得不到作者认可，或者当时老师长老师短地叫您，日后却讥笑、污蔑，您会怎么办？
张：你说的这种作者，我很少碰到，倒是碰到了很多认真而真诚的作者。
熊：《天天》发了一些名家的作品。像徐则臣的《与写作有关》，是第一次将徐则臣谈文学的随笔集中发表，走在许多刊物前面，可以看出编辑的魄力。那组文章对文学爱好者也有一定的启迪。同时也首发过一些名家比如盛可以、郭雪波、王宝忠、付秀莹的小说、散文等。您怎么处理名家与未名作者所占版面的比例？
张：我们当然看重名家作品，也很感激他们支持《天天》，但从这几年编刊实际来说，我们发表更多的还是那些普通的未名作者来稿。从比例来说，名家之作所占比例也有限。还有一些名家的自发来稿，我们看后，如果觉得水平不高，也不会给予发表。《天天》大部分版面，都会毫不犹豫地留给那些普通作家的优秀之作。好的，更会不吝版面大幅推出，比如我们头题推出的一些小说作家，比如近期推出的琴墨诗歌，我们不但刊发她的原创诗作，还要找有影响的诗人来为之写评给予指点和切实的帮助。这样做，我相信效果会很好。当然，这要有个前提。前提是，作者要具备一定的实力。
熊：我经常从刊物给编辑打分。从一个文学副刊，可以看出编辑是不是对文学创作入门。从已经出版的《天天》来看，您推出了《小说家园小说专辑》《河北小说家特辑》，出过两期《北京作家特辑》和一期《河北柏乡文学作品特辑》，还推出过北大才女《刘丽朵文学作品特辑》等等，并约请名家写评论，似乎有意识地站在一个高度来对某一个现象、群体，进行打量、总结，力争让每一期刊物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种思路，已经摆脱了民刊的小家子气。其实，民刊与官刊，除了“背景”的性质有别之外，在编辑理念上应该是没有区分的，怎么办刊完全取决于编辑个人或者团队的眼界与理想。官刊不一定都板着面孔，照样可以做到自由、开放、先锋、另类。民刊在试验、探索的同时，也可以鸟瞰文坛、指点江山。民刊与官刊是不是可以互补？
张：民刊与官刊，除了体制的因素外，我觉得界限并不明显，开始做这本刊物时，说实话因自卑心理作祟，也产生过民刊不如官刊的想法，没人家财大气粗，没人家名头响，后来是很多作家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改变了我。比如那期“小说家园特辑”，那期是付秀莹的寄语，还首发了她的两篇散文。之前，我曾把刊物寄她，她看到《天天》后很快给我电话，说《天天》让她“眼前一亮”。我和她开玩笑，让她别忘了《天天》，她说，她一看到《天天》就“忘不了了”。后来我和付秀莹见了几次，每次我们都会说到《天天》。她就和我说过，好的民刊，也是官办刊物的一种补充，有时候甚至比官刊还要来得灵活和生动。
熊：在出版制度尚不健全（比如建国前），或者在出版制度异常开放（比如海外）的时代，根本没有官刊与民刊的划分。当下的环境，很多人潜在的官本位意识作祟，轻视、误解、诋毁民刊。我书柜里的一些没有书号、印刷粗糙的书，搬家多次仍然保留，一些精装的政治读物被扔。一个成熟的读者只会依内容来取舍。我书柜里宁愿保存《天天》，也不会留一些省作协办的杂志。
张：你说的“很多人”，我相信确实存在，但我更相信那些“成熟的作者”，比如你这样的。我很感动你如此善待《天天》，同时，你用一个读者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天天》之所以要坚持办下去的最好理由！
熊：目前，《天天》由您个人独自出资，有压力吗？很多人有窥探欲，想知道您平时经营什么？收入如何？家人支持吗？
张：压力当然有，毕竟出一期杂志花费不小。我也不是钱多得实在没处花了，非要弄一本杂志玩玩。我有一次到鲁院和外地的一帮作家聊天，他们看过我带去的杂志后，都以为《天天》办成这样，我肯定是一有钱的老板，要不就是后面有雄厚的财团支持。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如果说自己是无业游民，可能别人觉得矫情，可目前我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我没有正当职业，也没有什么额外收入。家里有个小店，现在基本是爱人打理。至于收入，在北京，只能说是中等偏下。但我还是愿意在保证生活质量的前提下，拿出一些钱来做这件事，只是因为喜欢。家人也支持我这么做，可以说，没有家人的支持，我可能早就做不下去了。
熊：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从《天天》出世，各种议论嘤嘤嗡嗡，不绝于耳。有人说您被钱烧的发慌，花钱办刊，为人作嫁衣，不如泡妞。有人说您太傻，不如拿办刊的钱直接和编辑套近乎。你能解释一下吗？
张：前几天，还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办刊物为什么？刊物上发来发去的还是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的别人作品有什么意思？还说他见过傻的，没见过像我这样傻的。也有一个作家朋友，直接和我坦诚意见，说有这笔钱，拿出去“公关”，和作协走走关系，和编辑拉拉近乎，干什么不比办刊来得直接？我理解他这样说，也都是为我好。其实我自己也琢磨过，自己这么干究竟值不值？后来想到，这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什么值不值的。别人怎么想我，怎么说我，那是别人的事。除非特别好的朋友，一般我很少为这事解释，因为解释没用，他们不懂你，你解释有什么用？我曾在一篇卷首语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相信一句话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举一己之力办一本纯文学的民间杂志是不是好事不敢自说，但起码这不是坏事吧？而我本人非官非商，也不隶属于任何组织和团体，真正的草根民众，‘前程’于我更如浮云。我最大的理想不过是邀集同道一起上路，不管泥径沙途路遥人孤，也不管草枝花蔓陷阱遮覆，我们只管奔着那高处走去就是了。我不敢说这样的行走是伟大之举，然而这确实是勇敢者才会一起走的路。”这是我的心里话。我很多心里话，都直接说给《天天》了。
熊：还有人说您办刊是为了出名，是想“曲线救国”、走“终南捷径”。办刊对您写作、发表作品有帮助吗？
张：我说过一句话：“世上的杂志很多，办杂志的人也很多，多得我们都已经烦了。烦了，还这样执迷不悟地办下去，是怀揣了更多的希望吧？希望有一天，我们这本叫《天天》的民间杂志，能在更广袤的地方发出与众不同的声响，在期刊林立的文学场中，有我们不用俯仰别人鼻息的一块净土和可供朋友们自由腾挪的演兵之地。”这句话，是我的肺腑之言，也道出了我办《天天》的初衷：是因为怀揣了“希望”。至于希望以外的，完全没想过。
说实话，《天天》确实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声誉，为我赢得很多掌声和关注。这些是单纯的写作给不了我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为自己，办刊却是为他人，为他人做嫁衣。我现在反而要感谢自己当初创办了这本民刊，因为，现在看来，办刊对我的写作帮助是很大的，看别人文章长短，明白自己文章短长，再写时肯定会注意了。至于发表作品，这和我办《天天》有关系吗？即使有，我想关系也不大。不会有编辑因为你编了本不错的刊物他们就给你发小说，他们没那么傻。发表小说起码要达到他们要求的发表水平吧？
熊：如果某组织、单位或者个人，看上了《天天》，有意“融资”、“注资”，您怎么办？还能保证杂志的纯净吗？
张：之前，确实有单位，有个人，对我办刊给过一些实际的帮助。这些情况是有的。虽然那些资助对于办好一本刊物来说很有限。但我仍然感激他们给予《天天》的扶持！他们的资助好多都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只是觉得你一个人坚守文学阵地，办本杂志不容易，而且还办出了一点影响，他们觉得帮你值得。还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工薪阶层，有的还是打工者，却肯从自己有限的工资里拿出钱来订阅《天天》，购买《天天》，支持《天天》，这就更让我多了一份感恩之心和责任感。我觉得《天天》和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纯粹而且纯净。我想很多人之所以放着那么多国刊正式刊物不订，肯花钱支持《天天》，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天天》的纯粹和纯净！
熊：我听说创刊号印了万册，之后每期保持在 3000 份以上的印量，想没想过降低成本的好办法？实行会员制可以保证稳定的读者、作者群，是不是可以降低一点费用？很多人抽烟、打牌，根本不在乎百把元，但就是不愿意订刊、买刊，只想轻轻一点鼠标批量投稿，对刊物没有丝毫忠诚度可言。现在会员招募情况如何？
张：先纠正一个错误数字，创刊号确实重印过一次，因为想买创刊号收藏的读者比较多，而且那期我们刊登了渐冻人大甲（《天天》封面设计者）的事迹，很多人出于慈善目的买刊物救助大甲。但即使那样，创刊号总数量也没超过 5000 册。我们印数不少，是出于综合成本考虑。印的少，单价成本反而高，所以索性每期多印一些，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更多的杂志寄送给想要寄送的单位和个人，保证《天天》在社会上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我们天天文学沙龙是以会员制的形式组成的，《天天》一创刊，沙龙就成立了。当时的想法，确实是有通过会费降低一点印刷邮寄成本，但实际操作看，这想法有点天真了，因为我们并不想把会员搞得范围过大，而且对入会会员还有限制，要看作者写作实力，如果写得太差，我们也不吸收。这么做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太忙，怕管不过来，很多会员的稿子我都要亲自看，有些水平不是很高的作品还要翻来覆去帮着修改，特别累。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现在我们基本上停止了会员招募，剩下的都是创刊时的老会员了，是比较认可和喜欢《天天》的一些铁杆粉丝。他们舍不得《天天》，《天天》自然也不能抛弃他们。
熊：民刊，极少能持久办下去的。面对经费、误解、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困扰，您打过退堂鼓吗？假如，现在没有《天天》，以您目前的心得，还会创办一本民刊吗？
张：打退堂鼓的念头当然有，比如第一个合作伙伴突然不明不白地“撤资”了，比如因为办刊耽误了很多读书写作的时间，但这些念头都是一闪而过。我这个人做事情比较固执，年轻时特别喜欢一句话：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现在，我已经步入不惑之年，人生要做的不是加法，而是减法。我想，即使减剩最后一件事，我也是要把《天天》坚持下去，因为还有人喜欢！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有人向我问起《天天》的情况，很多人都在默默关注着《天天》。现在的《天天》，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杂志了，她成了大家的。我会坚持把《天天》办下去，只是以后会灵活机动些，在出刊的频率和时间上会做适当调整。
熊：现在网络发展的速度超乎想象，出现了一些网刊。网刊，除了时效性、参与性，最大的优点是低成本。但是，爱好文学的人们割舍不了纸质的那份感觉。有了免费的博客，还一心要花钱出书。好像没有门槛、没有付出就得到的东西，不能被自己和读者接受。您认为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人们的观念会改变吗？目前，《天天》已与左岸文化网联手，但是在向网络借力方面似乎做的不够出色。
张：很多人预言过纸刊会消亡，我觉得这就像预言 2012 年是世界末日一样。我从不担心这方面问题，因为没时间担心。我只想一步一步把《天天》办好，至于好到什么地步，具体又办到何年何月，我没去想，也不想想。现在电子阅读很流行，这是科学发展的大势所趋，人的消费观念和阅读习惯随之变化也是必然。这自然要分流一部分读者，也正常吧。现在网络发达，利用网络平台宣传推广自己的品牌当然很有必要，《收获》《人民文学》等老牌杂志都有了自己的博客和网站了。这是好事。具体到《天天》，主要是人手和时间问题，现在杂志很多事都是我一个人在做，的确做不过来，常常有种分身乏术的无奈感，尤其是在利用网络宣传推广杂志品牌的力度上还很不够。《天天》从 10 期起，将会重大改版，扩大编辑队伍，充实团队力量，增大网络宣传与推广，希望各位喜爱文学的有识之士能尽快加入到《天天》的团队中来，一起为民刊的生存与发展献计献策，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熊：面对海量来稿，您已经聘请了一些“义务编辑”。除此之外，排版、校对、寄样刊等大量工作都是您一个人在做，这对您的生活、写作影响大吗？
张：当然会有影响，影响最大的是我个人的读书和写作。
熊：从创办《天天》以来，有两年多，您大脑一直处于文学的兴奋状态，写作也有大丰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长足进步。
张：我其实只是从 2010 年开始，才陆续发表了一些中短篇作品。也可能是幸运吧，刚发表一年，就有中篇被选刊选载了，并且开始被一些人评论和关注，算是有了一点小小的收获吧，但肯定说不上大丰收。今年我忙里偷闲，也写了几个中篇，有的已经发表出来，有的还在杂志社排队，还有个别的，也许会从此沉寂无声，无人喝彩，但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只要写出了自己喜欢的作品，我的心就会妥帖下来。
熊：想没想过有朝一日被“招安”？一种可能是《天天》被“招安”，一种可能是您被“招安”当编辑而停了《天天》。
张：这些都没想过，随遇而安吧，如果真碰到了我必须去做或必须去完成的别的事情，《天天》也有可能暂时停那么段时间，这也没什么。《今天》不就停过很多年吗？但我想，《天天》会坚持办下去，只是出刊时间和频率问题。
熊：与其他民刊或者内刊有交流吗？
张：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寄给我的民刊和内刊，但和主办者很少交流。我觉得我们办民刊的，只要尽力尽心对得起自己的读者就行了。大家互相看一下对方是怎么办的，也算是一种“交流”了吧？
熊：您办民刊还有什么苦与乐？对办民刊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不拘限于《天天》，而是目前国内民刊的现状。
张：苦与乐都有，用弘一法师一句话形容，也可以称为悲欣交集吧？过去，我是个悲观主义者，通过办文学民刊，我反倒乐观了许多。这几年，从名家到基层文学爱好者，在文学朝圣路上，我见到太多虔诚的面孔。他们对文学发自肺腑的真心热爱常常让我感动。说到国内民刊现状，我了解不多，也不好妄加评论。我只是希望我们的文学界能多关注一下民刊的发展，我们的政府和相关部门能多给民刊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扶持，因为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民刊也在为繁荣当地文化做着一份独特的贡献。
熊：除办杂志外，您还有什么文学理想或抱负？
张：写自己喜欢的小说。
熊：对基层文学现状，有什么想法吗？
张：对基层文学现状，我首先是乐观的，因为看到有那么多人还在喜欢文学。但同时又是不满的，很多人对文学都是一种泛泛的喜欢，写作没有目标和方向感，写的也很细碎，缺乏必要的引导和系统训练。
熊：您对当前文学期刊有什么看法？您比较喜欢哪些刊物，认为它们有什么特点？
张：我订阅过很多期刊，很多期刊（包括一些省级刊物）办得很不讲究，排版印刷毫无亮色，里面的作品更是差强人意。我比较喜欢的刊物说起来还是那些老牌刊物，像《收获》《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钟山》《花城》等等，有自己的传统，有独特的品质，有过硬的作品做支撑，还是很不错的。我也订过一些所谓的先锋刊物，但说实话，那些杂志你看一期两期就知道他是什么思路了，一味求新求怪，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很幼稚，这样的杂志，看过两期你就不想再看了，更不会去订阅它们。
熊：对整个文坛现状呢？这个问题相当空泛，随便谈谈吧。比如文学环境、评奖现象等等。
张：说实话，我从不关心所谓“文坛”，我关心的主要是“文坛”上的人。我只对人感兴趣，对人怎么做事感兴趣。我觉得现在的文学环境还是不错的，很多过去停笔不写的人，现在拿起了笔，过去经济过热时迷失的文学刊物也在逐渐拨乱反正，各地民办刊物和内部刊物更是风起云涌，给人一种杂花生树，欣欣向荣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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