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子衿
梵高有一幅大画,画的是十九世纪的法国阿尔。夏日的午后,白色的光,一个农人和他的妻子躺在刚收的麦垛上睡着了。麦垛漫溢着劳作的倾向,满面安恬。
曾经以为艺术史庙堂之上的雅韵,定要有品鉴的眼光才能欣赏。然而,看到这幅画,感到其中的满足充溢心间。“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达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文学艺术本是自足的,作品本身就是话语权。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有一个权威的话语为事物的价值做出评判。如中国作家“设立‘李太白奖’”的提议,便是意在塑造这样一个权威。然而,塑造权威、争夺话语的意义何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意义又是什么?是科举取士时代,上援下引亵秦皇汉武,曲笔直言论当朝时弊而得为“天子门生”?是文化曲流时代,顺应主流价值观,隐蔽真实心声,而得全身保名?抑或是如遇圣上,圣喜则官印加盖流芳百世,圣怒则弃置一旁终成历史尘埃,而得一盖棺定论?若如此,世人便尽如敦煌的王道士,将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捆好束好,送给历史的沉默。文学奖的设立与此正相反,乃是揭开冠盖,让尘封的价值重新得到检验。若合心意,则有欣赏之意,留作珍藏,或可再激荡出传统文化滥觞之时的“百家争鸣”;若不为众人所是,亦无妨碍,自有时间、历史、人心来定夺,或许再过千年,与另一心灵相契合。
如此看来,话语权为并无实在意义,相较于评判者,更若组织者,让喧躁世事浸染文学的溪流。然而中国维和积极于“用我们的眼光和标准来评鉴世界文学”呢?我想,这缘于对自身话语权缺乏自信。这种自信的缺乏,反映出的是对文学创作之由的误解。福克纳曾说:如果民族主义进入文学,文学便不再是文学。音乐、绘画、文字所创造的,是能打动人心的情感,与作家属于哪一种族、哪一民族、是什么出身全无关系。“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皆有情郁结于心而发”,讲的便是这个道理。的确,作者的创作与其生活及受教育的背景、文化的习染和个人的经历都无法剥离,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列夫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与沈从文用翠翠、黄狗描绘湘西,贾平凹追忆秦腔京韵都一样,这些被历史评价为民族作家的先人,在或歌咏或针砭一个民族之前,首先作为一个个体本身,而呼唤和平、美好的人性和民族的原色。还有鲁迅,抛开他被政治化的一面,我们会看到一个用赤诚炽烈的新,为中国国民从染缸中觉醒、抬起头来,而痛呼“救救孩子”的真士!
文学的话语权就是文学本身。如史铁生地坛中的那株松柏,它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从一个时代出生,到没了这个时代的时候,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传达着对人和世界的理解的文学都会自然沉淀下来。它们任由世人评点,中国的也好,世界的也罢,但永远没有盖棺定论。
文学不会变白,那些祈祷真善美的作品就静静站在历史的长河中,接受各家评判,给予百代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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