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女子指控，其从14周岁起长达4年间，被养父鲍某性侵。多次报案无果，不得不诉之媒体。舆论发酵后，现在48岁的烟台某公司高管鲍某，旋即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其他社会职务（独立董事、研究员）亦被辞，身败名裂。但鲍某声称不是养父母关系，鲍某的姐姐也否认父女关系，而且声称女孩和她的生母曾去过家见过父母，暗示是恋人关系。

这毫无疑问是个丑闻，鲍某咎有应得，女孩母亲也未尽到监护责任。而法律上有两大要点：

第一、双方究竟是何种关系？女方指控是养父母关系，根据收养法，收养男女年龄须相差40周岁，所以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收养关系，充其量是一个违法的民间收养。鲍家否认养父母关系，暗示是恋人朋友关系，但恋人关系是平等自愿为前提的，未成年人少年心智未成熟，所以也不成立。综合两家说法，看上去更似乎一个现代童养媳之类的不正常关系。所以还要仔细调查一番，包括女孩母亲角色，监护失职的原因，在其间是否存在交易等。无论如何，这种不正常关系，违背公序良俗，损害了未成年少女的权益，不被法律所认可。

第二、是否构成强奸罪？根据刑法，与14周岁以下女孩发生关系的，无论女孩是否自愿，都构成强奸罪。按此逻辑，与14周岁以上的女子发生关系，唯有女孩不自愿，男方才构成强奸。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自愿一般是根据细节证据来认定的，譬如女孩是否反抗、是否及时报警、是否曾经向亲友倾诉等，通过这些行为来确定女方当时的心理。就本案而言，有罪无罪，都要根据这些证据来定。

但是，现有法律也有缺陷，对14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保护不够。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认知显然不同，未成人少年还是很容易发生“貌似自愿、实际不自愿”的性行为，而法律对此却是无可奈何。司法部门也注意到了这点，并进行了补救。譬如，2013年10月25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这个意见的实质是，降低了未成年少年的举证程度，只要举证略微反抗的不自愿证据，就可以指控强奸罪，放宽了强奸的认定。但这个意见还是存在举证困难，操作性不够问题。

窃以为，要真正保护未成年少年不被性侵，追究那些别有用心的性侵者，并排除自愿发生关系的行为，可以规定：特定关系人与未成年少年发生性关系，即构成强奸罪。省去复杂困难的女方是否自愿的举证。这些特定关系人，可以参照台湾刑法第228条的规定“(利用权势性交或猥亵罪)对于因亲属、监护、教养、教育、训练、救济、医疗、公务、业务或其它相类关系受自己监督、扶助、照护之人，利用权势或机会为性交者，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因前项情形而为猥亵之行为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一项之未遂犯罚之。”司法实践中主要是针对那些利用权势、优势地位又不怀好意的男人。

就烟台高管案而言，本质上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定关系人与未成年少年发生性关系案。这本是个高度隐私，也不公开审理的性侵案件，结果是沸沸扬扬，亦是因法律有不足之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