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最高检察院答于欢案记者问”，一言以概之“行百里者半九十”。前面分析于欢具有防卫性质，甚妥，但结论认为，于欢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相比明显不相适应，是防卫过当，非正当防卫，则是败笔，不敢苟同。乃有法理，而无人性也。

假如时光倒流，请检察官、请诸位告诉于欢一下，当时该怎么办？彼时，高利贷讨债者侵犯于欢的家，涉嫌非法侵入住宅，将于欢目母亲头部按入马桶，涉嫌侮辱；限制于欢母子自由，涉嫌非法拘禁；最严重的是，脱裤子暴露下台侮辱于母，涉嫌猥亵，诸如此类，罪行累累，此时还要于欢理性防卫？又如何理性个法？进一步思考，按最高检逻辑，如果侵犯者没有严重暴力，不能无限防卫，那么如果讨债者继续把下体贴近侮辱怎么办，还要忍吗？此时还不防卫，那于欢还是人吗！此时，法律有期待于欢不防卫的可能吗？何况于欢的是出于解围的故意伤害，而非故意杀人，义愤之下，一阵乱刺，死伤能怪于欢吗？所以，最高检的结论是错的，背离人伦，违反人性，是给一个正常人不可能的任务，给别人一个自己也完不成的事，奢谈法律，何以堪？

当然，最高检当法呆子，也有其苦衷。因为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无限防卫，是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而本案是极端的侮辱，尽管该种侮辱，与危及人身安全一样严重，甚至过之而无不及，但毕竟刑法没有规定，所以最高检不敢放手去认定正当防卫，也不敢善意解释法律。但，于欢是大活人，没有被尿逼死，无限防卫了。法律错了，司法也错，于欢是对的。该改的是法律和司法，而不是于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