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近年来，寻衅滋事罪被极度滥用，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口袋罪。溯其本源，寻衅滋事系流氓罪分解而来，其主观是“无事生非”的流氓动机，如果“事出有因”则非该罪所及。然而，司法实践中滥用解释了这个“因”，方舟子被袭案最为典型。肖传国怨恨方舟子打假，遂雇人伤害，这是典型报复伤害，岂是随意殴打他人？但司法还是定为寻衅滋事。此罪一出，舆论哗然，方舟子、肖传国都不服，法律界亦不认同，唯司法机关还是一意孤行。“刑威不可测”，违反罪刑法定，也使得法律失去预见性。

据网上报道，王立权被抓很蹊跷，是在钱云会案发后，会见记者的路上被抓的。如果是这样，这个“寻衅滋事”更是离谱了。

古代秦桧的一句“莫须有”，是最经典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现代是“罪刑法定”社会，不容易操作了。但还是有权力利用成文法的解释空间，恣意妄为“欲加之罪，找个借口”。要纠正这个问题，需要司法解释，准确界定寻衅滋事，并通过案例来指导法律适用。而在当前，最需要民意的评判和监督，以防止权力的一意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