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书，总是很平实，从头到底，通顺明理，可谓法笔。要说文笔，肯定不如古代判词了。譬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判词就相当精彩：“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炫玉。已经明断，各赴良期。”台湾判决书，偶尔也会引古博今，譬如陈水扁“国库机要费”案，法官引用古语：“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风行草偃、上行下效”等。

而读史，自从读了史记，对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总是很失望。因为史记下笔如神，记载如临其境，让人读的下去，而其他史书总是干巴巴，只能偶尔来点神来之笔，读者往往没耐心看到底。钱谦益认为司马迁之“史笔”胜班固远甚；如写鸿门之事，司马迁详细描述了沛公、张良、项羽、樊哙等对答之“家人絮语”、“娓娓情语”、“諈诿相属语”、“惶骇偶语”之类，班固却全部忽略不“记”。 然而，钱锺书认为，钱谦益没搞清“文笔” 与“史笔”的区别。“文笔”讲究绘声传神，“史笔”讲究确凿可信。司马迁擅长设身处地、代作喉舌，班固则笔法谨严，不喜润色增饰，所以不如司马迁的文字有神采。可是文史有别，不能因此认为班固的“史笔”不如司马迁。

同样的道理，法笔也是法律人为别人代书，也是史笔的一种，通常情况下是以理胜，而不是以文动人。在评述议论时可适当引古博今，事实描述则以直白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