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侵燕地，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吾欲汝刺秦王”。荆轲曰：“即发”。于是取赵人之匕首行。匕首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至秦，见秦王，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惊，自引而起，绝袖。逐秦王，秦王还柱而走。左右乃曰：“王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

秦王欲死罪荆轲。大臣从容曰：”不可，吾国自商鞅变法始，一准于法。荆轲刺袖，未致轻伤，按法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王怒而不语。吏讯荆轲。对曰：“吾无意刺王，乃欲以生劫之也，无伤害之故意”。太子丹亦出证词：“荆轲乃吾友，其欲到秦地一游，故资以盘缠，至于匕首，乃防身之器，不意惊王，此非我志，罪在荆轲”。吏三思，乃定荆轲“寻衅滋事罪”。判词曰“荆轲无业，持匕游荡，随意殴杀，扰乱秩序，重判三年”。秦人闻之不满。吏自解曰“判杀人，人未死。判伤害，人无伤。判无罪，秦王怒。不能不为罪，不能不定罪，是故寻衅滋事为当，此所谓罪刑人定也”。自此，秦法一变，法由吏定，百姓以吏为师。二千多年后，有肖传国雇人以铁锤击方舟子，方逃脱未伤，遂遵循先例，以寻衅滋事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