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收到某中院的一审判决书，判决中方向德国银行归还借款。这个案子涉及到国际融资法律问题，在德国很受关注。不过，我的心情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法律而言，涉外判决是不多的，大多数是以调解或撤诉结案，因为所有的涉外证据都要原件，都要公证认证，还要翻译，这一招就基本让判决无望。而我方幸运，这些材料都备足了，当然也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司法来看，也树立了中国法院公正的形象，外国当事人亲自莅庭，感受到法庭的威严。但以国际合作而言，生意不成而诉讼生，无疑是一个双输格局，德国银行赢了，意味着中方付出，而本次国际合作假如前期有涉外律师介入，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诉讼的。

中国司法走向国际，还有很多经验需要总结，譬如证据的公证认证，我始终认为是不必要，因为很多国家没这个公证业务，应该放宽或免除该项规定，同时加强对伪证的处罚。其次，要加强对管辖的规定，管辖是国际诉讼程序上最重要的一环，要清晰确立长臂管辖和不方便法院诉讼的界限，以及法院管辖和仲裁管辖的区分。目前还有几个造船融资纠纷的案子，合同约定是伦敦仲裁，后当事人在不同海事法院起诉，本方提出管辖异议，结果是有的法院认为有管辖权，有的法院认为没有管辖权，最后报到最高法院去，至今没有下文。我在想，如果这些案子真的去伦敦，根据英国法仲裁，对双方的律师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这不仅要熟悉英语，更要熟悉英国的海事案例。所以中国律师的国际化，要做的还是很多。中国司法也应该进一步开放，让老外愿意来中国打官司或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