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讨论人民调解法草案。该法立法背景是，社会矛盾的剧增，亟需化解。但调解这只是一剂调理药，而且有副作用。

解决社会矛盾，需要对症下药，而不能舍本逐末。譬如当前突出的拆迁纠纷，暴力横行，根子在于政府不依法行政。不改革拆迁法规，而讲事后调解，岂非“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再譬如上访，很多上访是因司法不公。司法不公源于司法不独立，不进行司法改革，调解得了？而现实中的调解，很多时候是恩威并施的捣糨糊、和稀泥，以案了为目的，不讲法律，不分是非。如此调解，颠倒是非，弱化法治，副作用不可谓不大。

调解作为东方经验，源于儒家的传统，礼主刑辅，三纲五常维系封建制度，现在走向法治社会，应法主德辅，法律保障社会有序运行。因此“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式，调解只是辅助手段，能调则调，不调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