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来分析一下邓玉娇案的声音。公安机关在侦查终结之后，即大张旗鼓做出结论“防卫过当”。侦查机关的主要任务是侦查犯罪事实，即邓玉娇如何动手的，在什么情况下动手？动机是什么？至于邓玉娇这个行为是否防卫过当，是一个法律评价，应该由检察院起诉时作出结论。根据侦查不公开原则，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总结后形成的起诉建议书，内容是不公开的。不公开的原因有二，一是侦查机关主要是事实侦查，不宜做法律评价，其次还存在补充侦查之可能，有必要暂时保密。但现在，警方大张旗鼓地定性，等于官方定性了，置检察机关于何地、置审判机关于何地？

没见检察机关发声，这是正确的，未见材料之前，没有调查权就没有发言权。但公安定性在前，人尽皆知，检察机关岂会轻易改变官方立场？

最高法院指出对审理邓玉娇案要体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真不明白，这个统一是什么意思？当两者有矛盾的时候，是变通法律追求社会效果？还是追求法律正确，而牺牲社会效果？法律的就是法律，岂可因社会效果而改变？

很多律师的意见是正当防卫，而不是防卫过当。对于邓玉娇行为是否正当防卫、是否防卫过当，必须个案化，即根据当时具体时间、地点、行为做出法律评价，而不是大众化，即视官员要求特殊服务为行凶（强奸）。法律人要根据事实，做出准确的判断，才经受得住考验。

清楚地看到中国法律的不硬，民意一大，就倾向邓玉娇了，邓是幸运的，但如果民意能轻易影响案子，那么权势是否也可以轻易影响呢？这样的法律可靠吗？各方部门的表态，也缺乏法律平等精神。这就是中国法律现状了。法治之路还很漫长，涉及到国家体制的设置，涉及到全体公民法律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