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古典诗歌考察

——以时调为中心

作者：李惠仙（韩国）

译者：沈胜哲

1．        前言

时调是新罗时代（BC57—AD935）的乡歌与高丽时代（918—1392）的歌谣组成的韩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性体裁。产生于高丽末期的时调是经过朝鲜（1392—1910）的前期，直到朝鲜后期的辞说时调为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用我们固有的语言表达了我们民族的思想和感情的民族文学。至今，仍然有很多人在进行创作，是韩国最有生命力的文学体裁。

泰纳（H。A。Taine）在他的“环境决定论”中，认为决定文学意义的要素有三种，即种族，环境和时代。他认为所有事物的形成都取决于原因与结果。文学作品取决于创作该作品的民族性格，产生作品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

所谓种族，是指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时带来的先天性及遗传性气质。人体的特质和构造因种族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民族性和种族性从根本上讲，尽管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仍能维持其同一性，这就是种族决定论的见解。由此可见，虽说所谓的韩国民族的种族性是同一的，可是，从高丽末期经过朝鲜500年的历史，我们看到朝鲜时代是汉诗，现代是西方的自由诗占据了诗歌的大部分位置。在这期间，尽管环境和时代发生了变化，时调仍然继承了其固有的样式和精神，这是令人惊奇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韩国民族的骄傲和自豪，是值得永远继承下去的民族文学。

时调是可以和汉诗的绝句，日本的和歌，西方的十四行诗媲美的，韩国文学中最短形态的格律诗。它由三章六句四音部构成，是在45字左右的短小的形式中，集中表现了我们民族丰富的思想和感情以及情趣的体裁。

2．时调的担当阶层和主题意识

    时调是韩国文学史产出的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历史性文学体裁。但是，从创制“训民正音”之前，就一直享有的时调的样式，尽管1446年颁布了训民正音，可是，在百姓的知识水准还不太高的朝鲜时代，并不是所有的国民都能够平均享有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因此，时调的担当阶层一直到高丽末期和朝鲜前期，都是以贵族士大夫阶层为中心的，到了后期，才有庶民和贱民参与。

    因为，时调的主要担当阶层是贵族士大夫，所以，只能具有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主导的独特的主题意识和形式上与美学上的特征。

    在此，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存在于所谓韩国人这一种族的精神史中的传统的志士精神和书生精神。志士精神，即书生精神是从新罗乡歌的作者阶层或花郎道精神中发现的选民精神和爱国忠义精神与从中国引进的儒家精神相结合形成的我国知识人和贵族士大夫的行为规范。这种精神就是向往做一个具有学识和德望的人格以及身先士卒的能力，对上有彻底的爱国忠君精神，对下要完成引领大众的志士和神圣职务的职责的完人，又要做一个具有知行合一人格的人。

    由这些使命感和精英意识明确的贵族士大夫们创作的时调，直接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这些时调不是单纯的感情流露或业余的娱乐。它的基础是立足于道，德和仁的人格修养乃至涉及民间风俗的教化和教育的效用性。

    其内容为：①高丽末期的主流是丹心和怀古；代表人物有禹倬，李存吾，元天锡，李穑，崔莹，郑梦周，李芳远等人。②朝鲜时代的初期，大部分是高丽的遗臣们咏叹亡国之恨的叹息歌，“死六臣”和“生六臣”的忠义歌等歌颂志士精神和儒教理念的作品；也有一些歌咏武人气概的诗歌。③也有人吟咏过摆脱混乱世界的矛盾，描写自然之中的悠然人生的江湖歌道的世界。④女性中流传着歌唱过那些在严格的三从之道和内外法的习惯势力下比较自由的妓女们的爱情和情感的黄真伊，洪娘，梅窗，松伊等人的时调作品。

   朝鲜中期出现了“联时调”的形式。⑤代表作品有孟思诚的“江湖四时歌”，退溪李滉的“陶山十二曲”，李珥的“高山九曲歌”，尹善道的“渔父四时词”等，还有描写训诫内容的周世鹏的“无伦歌”，郑澈的“训民歌”等。

3．    朝鲜后期的时调

    朝鲜后期（壬辰倭乱1592）——甲午改革（1894），随着两场灾难的降临，与贵族失去权威的同时平民的意识得到了成长，自觉性明显提高，平民阶层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达到了高潮。时调的享有阶层从贵族士大夫阶层扩大到了平民和妇女阶层；其内容也从观念性和儒教性的内容变成了包括各种现实生活的多种多样的内容。而且，在形式上突破了格律，实现了时调的长型化，叙事时调登上了舞台。另外，形成了以专业歌客为中心的歌坛，还编篡了时调集。由此，确立时调在国民文学中的地位。

    叙事时调的形式变成了长长的叙事调，初，中，终章可以无限度地延长。特别是中章长的时调，在其内容上与文雅的贵族时调形成了对照；出现了很多平民化的表现具体而又强烈的爱情或直接使用谐谑语和辱骂以及毫无顾及地批判社会的对话体时调。大部分时调都记录为作者不详，展示了他们通过诙谐来批判和克服平民在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感情和苦恼的面貌。另外，从18世纪左右开始，由专业歌客演唱了加进歌曲曲调之中的时调。从前，由贵族士大夫们儒雅地吟诵的方式变成了由身份低于中人的胥吏阶层的歌客为主演唱的方式。他们创作和演唱时调，形成歌坛，编篡时调集，为朝鲜后期时调的复兴作出了贡献。到了这个时候，时调从儒雅的贵族文学下降为中人，胥吏，平民，妓女，贱民，妇女等人共同创作和享有的文学，确立了名副其实的国民文学，民族诗歌的地位。

    除了叙事时调之外，朝鲜后期士大夫的时调也有了很多变化。比起儒教理念或书生精神，更多地选择了生活周边的题材；田园生活的乐趣，农家的日常生活等各种各样的主题都成了取材的对象，表达方面也比前期坦诚了许多。

    另一方面，金天泽，朴孝宽，安玟英等平民歌客的时调当中，也涌现出了不少非朝鲜前期士大夫观念性的训诫式的内容——总结生活教训的作品。

    这些作品与28篇歌词作品一道，约有三千多首时调被收录在朝鲜英祖（1724-1776）时期编纂的金天泽的《青丘永言》，金寿长的《海东歌谣》，松桂烟月翁的《古今歌曲》和正祖（1776-1800）时期编纂的李衡祥的《瓶窝歌曲集》，由朴孝宽和安玟英于高宗13年（1876）编纂的《歌曲源流》等代表性的时调集当中。

    到了现代，《韩国时调大事典》（朴乙洙编，亚洲出版社，1991）中收集，编纂了5492首，这是现存的韩国文学最庞大的传统样式资料。（因篇幅所限，作品暂不举例）

4．    结尾

至此，我们考察了从高丽末期到朝鲜末期的时调的责任阶层并按主题考察了持续了近一千年之久，表现了韩国民族的思想，感情，情趣的既是国民文学又是民族诗歌的时调。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时期的1920年代，与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KAPF）的阶级文学相对抗，以崔南善，李光洙为中心发起的国民文学运动引发了时调复兴运动的兴起。之后，由李秉歧（1891—1968）创作了现代时调，李殷相确认了时调复兴的可能性，时调的命脉一直延续到了创作活动非常活跃的现代。他们没有把时调局限在乐曲的唱调上，而是，强调了韩国的语言特征和表现民族旋律的短诗的时调所具有的重要性与复活的意义，并披露了句别排行时调等新形式。特别是，李秉歧在比较了古时调与现代时调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时调的发展方向；李殷相，金相沃等人还一同发表了具有成熟感觉和感受的现代时调。

1906年，现代时调的最初作品“血竹歌”发表在《大韩每日申报》上，至今已经过去了101年。去年，国内时调界为了纪念现代时调100周年，制定并宣布了“时调日”；出版了“现代时调100人时调集”；并举办了具有国际规模的庆祝活动和现代时调新优秀作品发表会。

一直到2007年为止，《文学思想》等各个杂志推出了“现代时调100周年”纪念特辑，积极地回顾了历史并展望了未来。

以固有的语言表现韩国民族固有精神的时调，是表现民族情趣的固有的传统文学体裁。每当我们的民族遭遇坎坷的时候，都会承担表现民族精神和气质的重任。正是因为她是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民族诗歌，所以，在现代继承上一定会存在一些新课题。

现在，韩国有一千多人在搞时调的创作。朴哲熙（ 西江大学名誉教授）指出：“如何使时调的形式（时调性）和内容（现代精神），这些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统一体实现和谐的审美体验，是摆在现代时调面前的课题”；另外，柳成浩（韩国教员大学教授）指出：“关于所谓的现代时调要求的现代性，我们与其讨论脱离或扩展形式的问题，不如从诗人的综合性视线和对事物的新见解，以及成熟的语言中寻找其答案”。注意聆听这些呼声，努力使时调这种永远的韩国民族诗得以继承下去，是现代韩国文化人和全体国民的最大的民族性课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