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这位乾嘉时期的杰出学者，他的古代史学理论著作《文史通义》共有8卷，分为内篇和外篇两部分。今天将要探讨的《诗教》又分为上、下篇，均属于内篇。对于《诗教》篇，本人将从它的主要内容、艺术表现手法及其体现的作者的治学理念进行解读。

    作者在《诗教》上篇主要阐述了三个观点：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并通过精辟的言词和详细的例子进行充分的论证，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于战国也。《诗教》下篇则开宗明义，一开始即指出不但三代以后六艺惟《诗》教为至广，三代以前亦然。因为章学诚认为“言情达志，敷陈讽喻，抑扬涵泳之文，皆本于《诗》教”，可惜当世学者知之甚少。继而后世文集繁盛，声韵之文、辞说、传记、著说等由原先的“蕴言不废，谐音协律”演变至“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不再一味追求合于《诗》教的比兴。这一发展流变正符合章学诚所推崇的“善论文者，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的治学思想。最后，章学诚痛心地指出现实中“论文拘形貌之弊，至后世文集而极”，并举出诸多例子以阐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初读《诗教》，不觉茫然，对其所指不甚理解，特别是对于上、下篇有何内在关联，作者缘何如此安排更是一头雾水。直至读到“战国之文章，先王礼乐之变也”才猛然醒悟过来，发觉上、下篇的内在逻辑顺序。亦即：首论声韵诗文皆本于《诗》教（下篇）——指出后世文集繁盛，随着发展开始侧重形意结合（下篇）——论证战国为文章之盛（上篇）——遣责后世学者对诸子专家之书拘于形貌，不深求其意指（下篇）。由此可见，章学诚作为史学家的严密逻辑思维。与此同时，其匠心独运的结构也让读者眼前一亮，在细心咀嚼揣摩后得到一份意外惊喜。

    《诗教》上、下篇尽显章学诚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渊博知识，是其“文史通义”的绝佳写照。他在《诗教》中将文、史方面的知识和史料有机结合，交融互补，形成其独特的语言风格。文采斐然，旁征博引，从内而外文质彬彬；文笔犀利，眼光独到，论说陈辞铿锵有力。上篇多次使用设问句式，自问自答，加强解说效果。如“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何谓也？曰：……”，“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何谓也？曰……”。这些句式极其相似，节奏明快，读来琅琅上口。下篇则多用疑问句式，用疑问语气加强对当时不求甚解的考证风气的否定和批评。如“传记如《左》、《国》，著说如《老》、《庄》，文逐声而遂谐，语应节而遽协，岂必合《诗》教之比兴哉？”。此外，诸多长短句式的自然结合，大量典故和引言的巧妙运用，不但彰显了章学诚的文学素养，更增强了文章的论说效果，读来气势连贯，大有排山倒海之势。

    “学以经世”是贯穿整部《文史通义》的重要思想，“六经皆史”则是其中的重要命题。什么是“经”呢？最常见的是释“经”为“常”。“经”字本义为纺织机上的纵线，后来引申为事物的纲纪，道理，法则，常规。由于从日常经验中可以得出有关事物和变化的常规，“经”便有了经常不变的或常道等意蕴。近人章太炎对“经”字的解释有所突破，在他看来，“经”是古代典籍的一种，是古代文字资料编纂载体的一种形式。我觉得这种对“经”的解释应该是比较恰当的。但并非所有的书籍都能成为“经”，在先秦学术中，诸子各家只有权威性的著作才称为“经”。在此，章学诚所指的“六经”分别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部典籍。什么是“六经皆史”呢？在章学诚看来，“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即六经是先王的经世之书，记述了古代的典章制度。章学诚强调六经是当世先王的政典，意在说明史之源起先于经，是在表述史学经世致用的特征，倡导以史学去致用。

    那么，在《诗教》上、下篇中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是怎么得以体现的呢？回顾《诗教》上、下篇的主要内容，虽然大量的篇幅是讲述由《诗》开始，各种文体的继承和发展，如战国文章、骚、赋、诗等的流变及其各自的特征。但是纵观全文，最后的落脚点是落在学者的治学态度上。章学诚在《诗教》下篇深切感慨“夫诸子专家之书，指无旁及，而篇次犹不可强绳以类例，况文集所衰，体制非一，命意各殊，不深求其意措之所出，而欲强以篇题形貌相拘哉”，他在这里大力倡导的，是对诸子专家之书应得其意指，深求其意措之所出。这与他“六经皆史”的思想不谋而合，两者的契合点就在于“经世致用”上。乾嘉时期，汉学风气全盛，经学考据成为风尚，正训诂、明音韵、考名物的学术门路是当时的一大趋势。是时，知识界多重考据而轻义理，许多学者都埋首于故纸堆中，脱离现实，为考据而考据。针对这种汉学考据演为风尚的趋势，章学诚指出其弊端在于“循流忘源，不知大体”。《诗教》上篇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随后对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后世之文其源多出于《诗》教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信而有征。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宗旨是通过徵别古今学术渊源，探讨古今著述之得失，起到救正当时学术偏向的作用。这也是其“六经皆史” 、“经世致用”思想的精髓所在。针对乾嘉时期的学者治学只重考据，征实太多，不注重与诸子专家的意指相结合进行解读，章学诚在《诗教》下篇发出疑问“集人之文，尚未得其意指，而自衰所著为文集者，何纷纷耶”。貌似疑问，实是沉痛的感慨，流露出他对学风时弊的担心。他曾批评说：“今之学者，虽趋风气，兢商考订，多非心得。”又说：“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由此可见，章学诚的对学术进行修正的理论基础“六经皆史”思想，在《诗教》上、下篇中均有深刻而完整的论述。

    对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治学理念，本人觉得作者渊博的文史知识是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它也是建立在章学诚强烈的社会学术责任感之上的。面对当时乾嘉汉学风气盛行，考据末流偏枯的现实景况，他大声疾呼，多方奔走，向当时的名流之士自荐史学理论作品《文史通义》，希望可以起到救正当世学术之风偏向的效果。可惜，他的学术在生前一直不被世人所理解接受，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的学术著作才日渐受人重视，直至今日，可谓显耀。为学是一条相当艰难寂寞的道路，特别是如果选择走一条与当世学风方向截然不同的路的话。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章学诚以他出色的学术著作和耿直的人品，向我们展示了为学和为人所应走的一条道路。

参考资料：

1．《文史通义》之《诗教》篇    章学诚

2．《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     杨艳秋

3．《“六经皆史”说考论》      张龙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