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子多福”，是对一般的平民百姓而言的；“家国天下”，则是对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而言的。道光帝以后各个皇帝子女之不多不众，道光帝以后各位皇帝寿命之不永不寿，正预示着大清皇统的危机。晚清的一位著名御史胡思敬，在谈到光绪帝死后无嗣继位时曾说：“国统再绝，而家无令子，识者早知其必有乱矣”，讲的正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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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够数十年干政垂帘，与清末三位皇帝继位时年龄太小，特别是同治帝年龄太小，不无直接关系。清末的几位皇帝均是幼年继位，这就为慈禧出面垂帘听政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借口。试想，如果其子同治帝不是5岁时继位，载湉不是4岁继位，慈禧太后怎会有第一次和第二次垂帘听政之举？更不可能有第三次垂帘听政之举。试想，如果其子同治帝于1873年亲政后，不是很快病逝，而是生活到40岁、50岁、60岁，那时慈禧太后已分别是61岁、71岁、81岁的老人了，历史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为慈禧太后提供第二次垂帘听政的历史机缘。

慈禧太后在咸丰帝生前，的确具有一定的权力欲望，但后来在咸丰帝与肃顺等人的防范下，有所收敛。其所以要参预推倒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政变，既是其权力欲望使然，又的确具有如何确保将皇帝的权力紧紧把握在自己儿子手中的考虑；她和恭亲王联盟共同与肃顺等人展开激烈的斗争，既有利害利益的冲突，也有皇帝之母与皇叔联合与外姓争权的因素。因此，慈禧太后未必一开始即具有如同后来那样强烈的权力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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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立年幼的载湉为帝，原因大概有两个。首先是出于其个人的权力私心。慈禧太后在“辛酉政变”后，出面垂帘听政，对于最高权力的重要性有了更为切身的体会，其权力欲望确实是提高或膨胀了。其次是慈禧太后对于自己的政治能力过于自负、自信，对于皇族中溥字辈中其他人的政治能力和资质是不放心的，的确有一种大清朝舍我无人的自负。慈禧太后临死前曾说：“余垂帘数次，不知者或以为贪权。实则迫于时势，不得不然也”。[2]人们有理由认定慈禧太后的这一表白纯为言不由衷之语，但仔细揣摩当时清皇室几位近亲王的政治素质与能力，却也有几分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