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刚到北京，最早相熟相知的同辈人就是刘戟锋。到1993年，我们在北京相处七年后，我选择下海创办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刘戟锋完成学业回到长沙国防科大任教；在这七年里，我从青年学者转为创业者，从学术研究转向咨询行业，而他在京读完硕士博士，学成归湘。

一、初识相交与“无形学院”

我参与翻译过一本书，主题是“无形学院”，这是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概念，很适合描述和表达上世纪80年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的活动和研究氛围。现在想来，我们主动构成了“无形学院”，“无形学院”也成就了我们。我和戟锋的关系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

1986年4月，我到北京工作，住在万寿寺一个军队大院的“将军楼”里。我是初来乍到，一切都还很生疏，而刘戟锋的到来给了我不少的信心，也让感到有些安慰。作为青年学者，他在学术上已经小有成就。

我们俩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第一次见面聊了一个下午。我由于学习物理学喜欢爱因斯坦而对科学和平问题感兴趣。他是国防科技大学的毕业生，由于对军事战略的兴趣而关注科学和平问题。现在想来，这种知识的互补是我们后来交往和研究的共同基础。

不久，刘戟锋来到北大科学与社会中心读硕士，我随科学院政策所搬到了海淀区的倒座庙，由于离得近，我们来往多了起来。由于刘戟锋的关系，我和自然辩证法领域的年轻人联系更多了。

刘戟锋这样记载了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那是在1986年4月。春日的京城，气候宜人。因为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办的一个助教进修班，我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来到北京。到京不久，我就抽空访问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此之前，1982年10月，我曾参加过该杂志社在成都举办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原因’学术研讨会，范岱年、樊洪业等人的长者风范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当我一路打听找到办公室时，因为其他人都不在，唯一接待我的就是王德禄。自我介绍之后，他竟然首先提到了我在此之前于《百科知识》上发表的《核均势与核和平》一文，而我也知道他在此之前于《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了《核科学与核和平》，或许因为研究旨趣相同，我们竟然交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及至1987年，我到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两人的来往就十分密切了。那时通讯杂志社已搬到倒座庙，离北大不远，尤其是他的住地中关村保福寺940栋楼，成了我们一帮青年朋友的聚散地，常来此高谈阔论的有刘志光、刘兵、孟祥林、吴国盛、张所家、李义虎、蒋世和、武文生等人。”

当然，这个“无形学院”的凝聚力也离不开我们心中共同的导师群体的影响，如于光远、范岱年、龚育之和孙小礼等诸位师长的感召力。

二、我们聚焦于科学史和科学与和平的主题

应该说，我从1986年到北京，直到下海创办公司这六七年的时间，刘戟锋是我的主要的学术研究合作伙伴。我的学术视野逐渐从原子弹社会史扩展到和平研究，从西方科技政策扩展到中国科技政策和中国的政治和人权研究。期间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1.我与刘戟锋合作研究科学社会学

2005年，他的学生刘艳琼、谢海燕给我送来了《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作者刘戟锋，刘艳琼，谢海燕）一书，我非常感慨，也为这项研究能有所进展而感到高兴。在收集刘戟锋的学术文献时，收到了王作跃翻译的薛理泰对《两弹一星工程与大科学》一书的书评。薛理泰对中国如何创建自己的大科学模型给予了很高的评。

2.共同策划出版《科学与和平丛书》

80年代思想解放的洗礼，中国人开始了文化讨论，也让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视野审视着世界格局的变化。1992年，围绕“科学与和平”主题，以两弹元勋陈能宽院士担任主编，我担任执行主编，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套《科学与和平》丛书。30年后再审视这套丛书，发现这套丛书对于当代中国未来发展仍然具有十分鲜明的指向性意义。

我认为，1989-1992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低谷，但是在这一时期，我和刘戟锋等一些年轻学子围绕“科学与和平”这个主题组成的“无形学院”很是活跃，除了每年科学与和平周组织相应的活动外，还专门编辑了一套《科学与和平》丛书，成为当时人们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活动和窗口。

刘戟锋回忆：“实际上从第二届会议开始，王德禄是提出可以组织一套科学与和平丛书，我依然负责具体实施。到1992年，大型丛书《科学与和平》在湖南出版社社长毛世屏、编辑朱永红的支持下正式推出。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专门给中国科协来电祝贺赞扬，我们也获得了国际科学与和平周中国组织委员会颁发的贡献奖。”

《科学和平》系列丛书书目

1.《巨人箴言录：爱因斯坦论和平》，内森·诺登编，刘新民译。

2.《告别战争:我们的未来设想》鲍林著，吴万仟译。

3.《大较量：国力、球力论》，黄硕风著。

4.《核后时代的降临:大战略与列国纷争》，郗润昌著。

5.《破灭的神话：世界的裂变与弥合》，李义虎著。

6.《理性的辉光：科学技术与世界新格局》，于德惠著。

7.《战争与道义：核伦理学的兴起》，倪世雄著。

8.《东方和平主义：源起、流变及走向》，刘志光著。

9.《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林中斌著，刘戟锋译。

10.《国防资源逆向开发：中国军转民问题研究》，周建设著。

三、推动中国的“科学与和平周”活动

1989年10月，我与刘戟锋商量联合国1988年做了468个决议，每年11月11日所在的周为科学与和平周，我们是否也举办一次学术活动？于是，他去找了周培源的秘书陈一雄，我们于1989年11月11日在友谊宾馆正式召开了第一届科学与和平座谈会。

“为了二十一世纪的科学与和平”。科学与和平这一主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被推到越来越高的位置。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关系到21世纪人类生活的质量。为了响应联合国的倡仪,1989年11月10日，中国未来学研究会,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科技日报》副刊部联合发起在友谊宾馆科学会堂召开了"21世纪科学与和平"座谈会。

刘戟锋回忆:“1989年10月，我和王德禄正在翻译薛理泰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他突然提出，既然联合国1988年做出第468号决议，每年11月11号所在的那个周为国际科学与和平周，那么，我们在北京就可以与之配合，搞个学术活动。根据他的提议，我立即负责联系座谈会场地和人员，周培源先生的秘书陈一雄也很支持，结果会议开得很成功。这也是我国第一个国际科学与和平学术座谈会。此后连续5年，每年我们都在北京科学会堂组织召开一个学术会议，影响日益深远。”

2011年8月11日上午，我在友谊宾馆的中国科学会堂参加了科学和平周的座谈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迎接2011年联合国的国际科学和平周，中国科协、军控协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机构一起酝酿出版一本探讨科技进步和促进和平及发展的论文集，邀请我们参与讨论。

四、知我者，刘戟锋！

刘戟锋曾经这样评价我和我的创业活动：“1993年7月，我算是完成了在北京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六年历练，离开了相伴相随六年的德禄，返回了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六年里，为人为事，我都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使我受益匪浅。同年9月，当我和周建设再到北京出差时，才知道他已成立民营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并且任命我为该研究所副所长。当然，我是不可能正式到任了。但我确曾担心，他一介书生，真能下海经商么？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所以每当我造访他的研究所，看到那一派生机和活力，不禁慨然：王者德高禄厚也。”

三年前，我到长沙参加了刘戟峰的葬礼。我和刘戟峰是老朋友，在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了。我们曾经合作过多次有影响力的活动，比如中国的联合国科学与和平周、两弹一星的研究、冷战后世界发展格局研究等。虽然我们分隔京湘两地，他在国防科大，而我在北京下海创业。我总觉得我们俩还能一起干出更大的事情，我们曾经也就此聊过很多。随着他的离去，我们的计划成了泡影，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遗憾的。我不仅永远的失去了一位多年的好朋友，也失去了很多未曾实现的可能性。

戟锋猝然离世，使我悲伤不已。怀念知音，我辈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