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2日，我在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参加了首届智库理论方法暨DIIS研讨会，并在会场上发表了《新经济、新治理与社会智库》主题演讲，主要提到三点：第一，社会智库的发展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第二，新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智库提出了新要求；第三，社会创新治理需要社会智库的参与。

一、社会智库的发展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是中国社会早期智库的代表，其核心工作就是讨论如何治理社会与国家。从人类历史来看，大学与社会智库都是知识殿堂，二者有什么区别？大学强调知识的独立性，而智库强调知识的应用性，稷下学宫就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智库模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尽管其中科学性或许还有待讨论，但智库在其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智库在中国的历史上不仅受到重视，而且2000多年以来智库的发展从未中断。长城所在淄博设有稷下学宫研究院，专门研究其文化内涵。

所谓洞见，中国文化即“悟”。中国人对复杂事物的解决方案往往强调“悟”性。比如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纷争，我认为我们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显然还是有些悟性不足。古有战国七雄，局势纷繁复杂，但总有优秀的人才出现，这与“悟”息息相关。当今社会人们的悟性还很差，智慧也不足。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从中国文化和智慧中得到更多启示，事物越复杂就应该越强调“悟”性。

人类智库的产生就是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整体环境，对产生的问题也要有足够的定力去研究解决。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关于智库研究的方法论一直都有完整的记叙，例如“文死谏、武死战”，意思是智者为了坚持理想而付出和牺牲。所谓公理，无论是中国文化所流传的，或是学习西方而来的，都应该考虑如何将中国文化与科学公理相结合，这也决定着当今的社会智库该如何发挥最大作用。

二、新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智库提出了新要求

当今经济环境变化迅速，企业、产业不断成长，生产要素也在不断变化。企业成长路径从传统线性模式向高成长瞪羚、爆发成长独角兽方向转变。长城所常年观察并研究新经济现象，已连续十年发布瞪羚报告，连续五年发布独角兽报告，今年又发布了新的哪吒企业报告。这些企业都代表着新经济下的新物种，更是中国经济的新面孔。智库能不能对经济产生影响，取决于能否为社会带来新的认知和应用。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下，由独角兽企业开拓出了新场景与新赛道，新场景是可以改变世界的场景，新赛道使得原有产业出现了新的产业跨界。解释这类现象的本质也是智库的一次认知革命。场景应该如何总结？改变世界的场景应该怎么命名？这要求智库与合作企业参与其中并反复讨论。

智库的发展方向应该取决于经济社会的需求，新经济社会要求更加多样化的智库服务。中国的新经济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虽然全球各国都在努力发展新经济，但是除了中美以外，日本、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新经济发展都缺乏动力，这也从另一个方向映证了中国在新经济方面的探索非常成功。我曾经前往美国与其他智库和咨询公司重点探讨方法论，不管是麦肯锡、安达信还是兰德，基本还是原来那一套服务于工业经济的旧方法，没有创新。美国的咨询公司在发展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方面缺乏经验，在国内竞标时往往处于下风，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美国不一样，在组织方式上也不尽相同，智库需要研究的方法论应该是现代社会需要的。十年以前国内掀起了去“IOE”行动，并建立了分布式的服务器，分布式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保证了类似“双十一”高流量活动的流畅运行，去“IOE”的过程就实际上是中国IT崛起的象征之一。

三、社会创新治理需要社会智库的参与

发展中国智库，而且做一个新经济高端智库依然是长城所的重点。这要求我们不单单要为经济服务，还要为国家服务，因此不能按照西方的套路布局，而是要根据中国的新经济需求来发展。几个月前长城所与新华社做了深度交流，认为当今全球产业链的运动非常快，而中国由于整体市场环境稳定且疫情控制得力而占有先机，产业链整合使得中国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很多城市在疫后打造高端生态，并通过下沉爆发来振兴产业，在疫后经济增长方面走在了前列。

社会治理需要社会智库的参与，智库产生的根本内因就是治理的需要。中国的经济政策不断地在宏观、中观与微观之间互补协调。应该看到的是，工业经济制度与新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要看智库，而智库更应研究其中的内因，所以洞见就成为新经济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在经济活动中，智库不但要发声，还要参与到共治中的某一个方面或环节、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去。智库要参与到高新区产业共治中，与企业家、投资人和科学家一起协商讨论。越优质的项目越是要有智库能够参与其中，协助多方优化治理结构。在这些方面，中央已多次对智库与咨询提供了很大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