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慎终追远，强调不要忘记祭拜死去的先人，以表达崇敬与思念之情。春节意味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祭祀自然成为一项隆重的民俗活动。然而这样一件看似很正常的事情，在近代历史上，当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关于如何看待中国教徒祭祖，中国教徒该不该祭祖一度成为他们争论不休的尖锐话题。

一、西方传教士对祭祖的态度

中国自远古以来，祖先崇拜一直存在，其中蕴涵的是天人合一，强化的是血缘关系。祭祖活动在周代已形成定制，春秋时期，遵周礼祭祖之风盛行。一直到上世纪中叶，崇拜祖先一直是中国人最普遍奉行的信仰礼仪之一。当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人的祭祖传统发生冲突，最终以佛教接受祭祖而关系缓和。到了明末清初，在来华的旅华汉学家和西方传教士间出现了祭祖之争。旅华汉学家支持祭祖，西方传教士对待祭祖的态度则与中国政府的态度相关。当中国政府态度强硬时，教会和教廷就会对祭祖宽容以待；而当中国政府态度缓和时，教会和教廷则开始反对祭祖，甚至出台文件明令禁止祭祖。

利玛窦对祭祖采取宽容态度。明朝末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中国不久，便对盛行的祭天、祭祖、敬孔活动采取宽容立场。因为他深知，在中国，从皇帝到平民，儒教最隆重的事，是在每年的某些季节祭祖，以此来表达对祖先的爱及感恩之情。为了使基督教在中国扎根下来，他采取“汉化”传教方针。耶稣会司铎萧若瑟、传教士亦曾等传教士也同意利玛窦的观点，认为敬祖先、立牌位可以容忍，可以原谅。

教会和教廷对祭祖的态度在宽容和禁止间转换。1645年，教宗英诺森十世颁布有关敬祖礼仪的教会首个文件，采纳了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黎玉范的观点，认为祭祖具有强烈的宗教特征，下令禁止中国信徒参加祭祖。1656年3月23日，教宗亚历山大七世采纳了耶稣会士派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立场，认为敬孔祭祖都没有宗教性质，下令准许中国信徒参与祭祖。

此后，罗马教会和教廷又发布了一系列的禁教令，包括敬孔敬祖的问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发出禁约，禁止祭祖。1715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又颁布“自登基之日”的通谕，重申必须绝对遵守1704年的禁令，否则将受逐出教会的处罚。所有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然而迫于康熙若禁止祭祖则不允许在中国传教的压力，在嘉乐宣布教皇谕旨时，附加了八条变通的办法，一定程度上允许敬孔祭祖。1735年，教皇克雷芒十二世认为“嘉乐八条”与教义不合，宣布废除。此后，传信部又颁布过一些法令，支持和反对祭祖指示相互交替。直到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世颁布谕令《自上主圣意》，下令当时及后来的所有在华传教士一律宣誓遵守禁令；与此同时，严格禁止教内人士讨论中国礼仪问题。之后，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再次下令禁教，天主教在中国只能采取地下发展的形式。

鸦片战争前后到1877年5月，这期间，虽然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祭祖文化大都持否定态度，但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其中，以旅华汉学家为主的少数传教士对待中国祭祖文化，与利玛窦观点相似。各差会的传教士基本上也对祭祖持否定态度。

明令禁止祭祖。1877年首届赴华宣教士大会做出一边倒的“决议”，基督教要坚决反对祭祖。1890年5月7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与会绝大多数传教士均表示反对祭祖，态度强硬。本次大会通过决议：确认偶像崇拜是祭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了清末民初，教会对祭祖文化逐渐出现了比较宽松对待的趋向，其中认为祭祖问题相当复杂，不应简单地一概而论，并承认祭祖的本质具有孝亲的伦理价值，而且祭祖对中华民族及文明长久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民国初年，西方在中国的教会对中国祭祖文化也出现了进一步松动。

禁令完全解除。1935年5月，为了让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天主教徒不必背负“不爱国”的指控，也了为传教士和教徒能在那里继续生活，罗马教宗庇护十一世通过传信部下令敬孔祭祖已经不再有宗教性质，所有人都应该参加敬孔活动，以显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1939年12月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通过教廷传信部最终正式颁布《中国礼仪敕令》,推翻了1742年的《自上主圣意》诏书的规定，收回以往对教徒有关祭孔祭祖的禁令，明确声明该礼仪完全为社会礼仪。从此，在祭祖问题上，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立场完全回归到利玛窦和康熙皇帝的观点。

二、我的看法

我认为，祭祖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以我的阅历来看，祭祖在不同年代人之间的认知差别也很大。我们的父辈认为，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时时刻刻在关心和注视着后代，春节期间他们会来家里，如果我们说错话，他们就会听到；办错事，他们就会看到。到了我门这一代，神秘意义已经不存在了。但我认为，祭祖对追溯家族的历史更有意义，我当然不认为祖先还活着。我们这样做不是给先人看，而是给子孙后辈看。祭祖说明中国人看重家族和血缘的延续，也可以理解为使命和责任，即要对得起祖宗。也说的是人要有人情味，要尊重生命。

另外，我认为近代以来，来华的传教士过于教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传教士认为基督一定要战胜孔子，我认为二者没有实质的关系；二是传教士认为信仰宗教一定要打碎牌位，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不尊重自己的父母，这样做是不仁道的；三是传教士认为礼拜天坚决不能出去工作，我承认这是一个好的传统，值得中国人学习，但是不能过于教条。

参考文献

1、王美秀，天主教对中国祭祖的认识——过去与现在，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10年第5期53页-57页。

2、黄秋硕，丁韪良与晚清“祭祖之争”，摘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02期。

3、从“中西礼仪之争”看现代中国祭祖，源自http://www.sohu.com/a/212881115_743314，来源中华百家姓起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