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5日，《硅谷指数》创始人、硅谷网联董事长兼CEO拉塞尔·汉考克来到长城战略咨询参观访问，我、武文生、陈文丰、王成刚和国际业务部的同事一起，与汉考克先生就硅谷网联运作和研究、硅谷的新经济和成功要素，及双方合作的可能性等进行了讨论。

一、汉考克介绍硅谷网联的运作

武文生：长城战略咨询成立于1993年，现在有300人，是中国民间的咨询机构。我们有两个目标：一是要成为中国最好的民间智库，二是要成为中国优秀的咨询公司。现在我们的研究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中国的高成长企业，主要是高科技企业；二是中国的科技园区；三是知识管理和社交化。

我们知道硅谷是高度发达的地方，很独特，所以我们想知道硅谷网联是怎样运行的，怎样在硅谷这个地区发挥作用。

汉考克：我们两个组织有着同样的年龄，都成立于1993年。我们是非营利组织，员工只有10人，但我们有上百名志愿者，他们来自硅谷的各家公司。硅谷网联董事会有50名成员，这50名董事会成员来自硅谷的各家公司、地方政府、大学以及工会，我们组织的使命就是要解决硅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把各个领域的领导者聚集在一起共同应对。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认为硅谷是一个很有活力的、成功的经济体。的确，我们是非常有活力的经济体，但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并不在于政府，而在于如何做计划、如何做决定，以及如何管理增长，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问题、土地使用、住房和税收收入。我们的组织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成立的，正因为如此，硅谷才能够不断成长。

但是我们不做商业发展，不提供社交机会，也不帮助公司在硅谷建立联系。

王德禄：刚才说硅谷网联有50位董事会成员，请问这50个理事中有没有华裔？

汉考克：没有中国人或者华人成员，但是有个印度人和韩国人。不过台湾英伟达的老总黄仁勋可能会加入我们。

武文生：50个董事会成员，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还是按比例逐渐增加的？大概的结构是怎样的？企业界、相关公共部门、学校、NGO，大概是什么样的比例？

汉考克：最多50人，其实没有过大变化，2003年改组过一次，但一直很稳定。大部分都是商业界人士，只有小部分是政府和大学的人士。

武文生：硅谷经常有很多发展很快的公司，这些商界人士是比较稳定的，还是变化的？这些董事会成员有没有任期？

汉考克：轮换制，3-5年一任。

武文生：董事会多长时间开一次会？

汉考克：每个季度开一次。主席团主席有两个，一个来自公共领域，是圣何塞市市长，一个来自私有领域，是埃森哲北加州的CEO。我们的50位董事会成员每季度见一次面，但是常委会经常见面，一般是早晨7点30开会，每次大概2个小时。开会地点都是在硅谷不同的公司里。

王德禄：硅谷网联有自己的媒体来发表他们的刊物和平常的信息吗？

汉考克：我们有新闻信（newsletter）发给大家，每月通过邮件发布一次，都是非常简短的信息，发给所有的订阅者，你们也可以订。我们现在有13000个订阅者，都是在硅谷有影响力的人。虽然这个新闻信很短，但只要你想看，有很多链接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点一下就可以。我们在主席团里面有一个专门负责对外交流、发布信息的人。我们的媒介形式还包括电台、电视及每周的节目，这个节目叫做《硅谷内幕》，播报的电台是硅谷最大的电台，我是主持人。

 

二、硅谷网联的研究工作和发布会

武文生：你们有几百个志愿者，这些志愿者都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的？

汉考克：当硅谷网联真要解决某个问题时，我们会建立一个任务行动分队或一个工作组。这些小组的规模大约20-30人，来自于硅谷的科技公司、大学和当地政府，他们一起工作，我们的雇员作为项目的领导者。我们同时有很多个项目在进行，所以我们有几百个志愿者。

例如，我们的通讯基础设施很差，所以我们采取了很多行动，来改善我们的信号覆盖率。我们小组有来自这一行业里的人，还有电信公司的人，如AT&T、Verizon，也包括硅谷的一些政府官员。这些政府官员是这个项目的计划者、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是议会的官员，他们会一起开会。通常，电信公司的人和政府的人见面的时候都气氛紧张，作为组织者，我们任务就是把他们聚在一起，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在这方面我们取得了很多功效。

武文生：每次发起这样的项目，是硅谷网联独立发起，还是有赞助商？

汉考克：我们有一系列的评判措施。只有达到了评判标准，我们才会开始这个项目。第一点，必须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问题，还要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研究要列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而且提出的解决方法要得到大家的认同。每当我们确定这些项目的领导者的时候，这个领导者必须是在硅谷德高望重的人。我们同时有公共领域的领导者和私有领域的领导者。最后，当然还得有钱，没钱什么都干不了。那么就要有许多重要的人为这个项目出钱，有时候是当地政府，有时候是商业组织来，也有时候是基金会。这就是我们的项目如何工作的。

王德禄：什么是小项目，什么又是大项目？

汉考克：界限不是很清楚。这取决于问题的广度和花费的时间。如果是一个小问题，花费3个月时间，1个人，就是小项目。如果我们要做调查研究、实地工作，要分析和处理数据，9-12个月，2-3个人，就是大项目。

武文生：硅谷是由很多小的市镇组成的，一直致力于治理硅谷地区的基础设施和交通方面的统筹规划。不知道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进展怎么样？

汉考克：这是工作最难的地方。硅谷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地区，没有统筹的政府在做。我们有州政府，但是加州非常大，相当于许多国家的大小。我们也有市政府，但在州政府和市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行政区划。这就是我们这个组织重要的原因。我们把所有人聚在一起，提供行动框架。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权威，如果一些人不合作，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没有任何保证，只是尽自己最好的努力。

为了使我们更好地工作，需要更多的分析。我们知道研究非常重要，在硅谷网联内部也有研究功能，而且会发布出版物，有白皮书，有报告，也有《硅谷指数》。

王成刚：这些研究是你们的员工做，还是志愿者做？

汉考克：我们的员工。我也是这个研究组的领导人。我们雇佣一些博士、社会学家还有临时工。我们的组织和组织里的研究组一起来举行每年的年度硅谷大会，这是硅谷最重大的会议，参加者都是资深的政府人士和商界人士。去年有1500人参加。在这个会议中，我们要发布《硅谷指数》，要讨论这个指数背后的意义，还有硅谷的趋势和硅谷面临的主要挑战。

我们现在也在致力于清洁技术、太阳能、智能电网、城市规划的新模型，还有税收和财政问题、教育以及其它。

武文生：我们知道硅谷网联一直在研究和关注硅谷，我们也在定期关注你们发布的《硅谷指数》报告。我们从你们的研究中获益匪浅。除了《硅谷指数》，你们每年还会有研究报告、白皮书，是不同的主题，还是每年有多少个研究系列？

汉考克：没有确定时间，只是有东西就发布。

武文生：2014年有什么样的研究打算吗？

汉考克：收入不平等性、区域管理、海平面上升等环境问题，以及住房问题、许可证问题、社区内接入太阳能的可行性，还有劳工发展项目、提高劳动者素质等。

陈文丰：你们发布的《硅谷指数》不仅在硅谷影响很大，在中国的科技园区影响也很大，它为科技园区监测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本。这么好的创意是怎么出现的？

汉考克：我们发布这个指数是为了衡量我们的进度，相对于我们的目标而言。帮助我们的社区很好地了解发展的事实和现状。我们争论很多事情，很多不同意见，但是我唯一不争论的就是事实。所以每个人都相信我们的报告，并且很依靠这个报告。

武文生：以前的《硅谷指数》每年都有专题分析，2014年没有。后面会怎样？这个分析也是由地区研究部门做，还是由另一个小组来做。

汉考克：我们将他们分开了。《硅谷指数》只作为数据展示，关于特别分析会有专门的报告。

 

三、硅谷——新经济之都

王德禄：我上个月去哈佛大学，问了很多经济学家很多问题，我觉得硅谷并没有被经济学家当作新的经济模式，而我认为硅谷是新的经济模式。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你知道哪些经济学家对硅谷比较有兴趣？

汉考克：很多人都对硅谷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如此成功的经济体，它不遵循很多经济定律、没有组织性、不是很协同、没有统一的计划、不是政府监管和指导的结果。所以，很难建立模块来解释它。

王德禄：现在去硅谷的中国人很多。我认为硅谷是全世界的创新之都。所以5年以前，我以这个观点和在硅谷的中国人沟通。如果这个成立，硅谷将来会对世界很多地方产生影响。你怎么认为？

汉考克：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2/3的科学家、工程师和创业者都来自中国和印度。

王德禄：我上个月去美国，从东部到西部，一路都在讲：美国现在已经出现了东西矛盾，就是工业经济和新经济的矛盾，就是硅谷和纽约的矛盾。但美国人不承认。

汉考克：这个过度简化了问题。我认为旧经济和新经济之间不存在冲突。东海岸已不是工业经济了，包括纽约和波士顿。现在纽约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科技中心了，正在加大对科技领域的投资，无论是孵化器还是大学、公司，甚至在郊区建立大学来鼓励科技的发展。并且纽约的风险投资发展很快，因为那里本来就是金融中心。波士顿现在是学术重镇，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在生命科学方面有很大优势。你所指的工业经济应该是在中西部，比如俄亥俄州和密西根州等，它们的前景现在不是很乐观。硅谷正在扰乱汽车市场，如果特斯拉把底特律挤出汽车市场，我并不感到惊讶。每个人都认为新经济是一种非常有弹性并且快速增长的经济，这就是为什么硅谷最先走出萧条的原因。如果不是硅谷，美国还会在衰退中。

王德禄：我一路上不仅仅是考察经济，是从人们的观念文化中，感觉到波士顿和硅谷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下一个问题就是硅谷的社交化。你说现在大家都去关心社交化，而不去解决更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社交化可能带去更本质的变化。现在中关村也在搞社交化，我希望中关村和硅谷能搞一次交流。你怎么看待中关村的企业社交化？

汉考克：我并不确定社交化是个根本的问题。我认为Facebook是个好想法，把人们聚在一起，把地球变成了村，也有盈利，非常好。但是，它并没有解决能源对于石油的依赖，以及一些当今社会的根本问题。虽然我说大家都去关注社交化不是特别好，但并不是说硅谷没有在解决根本性问题。我们正在研究清洁能源、电动汽车，还有电动汽车配套的基础设施开发，比如充电站和电池站。有一个太阳能公司暴发了一些问题，使得很多风险投资从太阳能公司撤出，转到社交媒体上，因为社交媒体安全、来钱快。但是风险投资很重要意义就在于，它在为未来长期有前景的行业进行提前投资。从这点来讲，我希望风险投资不要忘记自己本来的职责。

武文生：2006年左右的《硅谷指数》指出，创新服务业成为硅谷的第二大产业，你对硅谷创新服务业现在发展的情况怎么看？

汉考克：律师、会计、管理方面的研究，是蓬勃发展的领域，现在也是。

王成刚：2013年《硅谷指数》显示，硅谷当年新创企业达到46000家，创了硅谷近年来的记录，您觉得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突然诞生这么多企业，背后有没有什么原因？

汉考克：这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很困难。最近很火热的是软件和社交化领域，这些领域成立公司很容易，准入限制越来越低，基本投入越来越少，一个电脑即可以开个公司。

武文生：前面讲到特斯拉模式，代表电动汽车的模式，会超过底特律。硅谷过去是IT、互联网，今后最有前景的会是哪些？

汉考克：第一应该是网络安全（安全和加密），第二应该是物联网，第三个是轻制造业。

武文生：3D打印、可穿戴设备吗?

汉考克：是的。

 

四、探讨硅谷成功的要素

汉考克：有很多人都在写关于硅谷的报告，市面上的很多读物都是流行性的，为大众准备的，都关注硅谷企业家的故事。这也是硅谷的本质。硅谷有很多企业家，他们是勇于承担风险的人，像牛仔一样。一些非常老道的经济学家也在关注硅谷，有很多经济学研究，也有很多社会学研究，很多人关心创业先驱，关注企业家的特质，讨论硅谷的文化——一种风险文化，对失败有很大的容忍度。

陈文丰：实际上中国一直在学硅谷的发展模式。中国有很多的科技园区一直在讨论硅谷的模式是不是可以复制。中关村也在学习硅谷，可能是全球那么多学硅谷的地方中学得比较像的。你觉得硅谷的模式能否被复制？

汉考克：这是可能的。我认为硅谷有一个生态系统，非常复杂，拥有8-10个不同的特征，有些地方会有4-5个特征。但硅谷最重要的是对风险的容忍性，并且失败是被允许的，很多的创业公司都失败，这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我没有见到其他地方有这样的文化。

陈文丰：即使在美国，区域的差异性也很大。我们去看过波士顿、纽约、北卡，但是在那些区域，创业的动力和创业的想法远远没有硅谷地区那么发达。难道硅谷地区的文化和北卡地区的文化也存在很大差异吗？谁最能代表美国文化？

汉考克：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确实有不同的区域文化。最具有活力的无疑是加州，加州一直以来都具有创新性、乐于承担风险、个人主义、冒险的文化。

陈文丰：冒险形式还是比较盛行的。我们这次去了美国的很多地方，感觉中美之间的发展差距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中美之间不同发展阶段，第二个是您说的文化，第三个是社会制度的差异。您判断哪个是主要因素？

汉考克：都很重要。硅谷的创新生态系统也好，创业生态系统也好，很难用具体的指标说清楚。

陈文丰：是不是说创新就是一个黑匣子，很难说清楚。

汉考克：我不是很赞同黑匣子的观点，我可以给你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特征清单：

1)   任人唯贤（Meritocracy）。在我居住过的其他地方，我发现这些是重要的，比如你的姓氏、你的政党、你如何穿着、你在那个地方住了多久、你有什么样的关系网络。在硅谷，我必须强调，这些真的一点都不重要。你可以没有受过教育，你可以刚到美国，你可以不礼貌，可以骄傲，可以虚荣，这些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你是否有好的想法，并且能够通过这个想法挣钱。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他的都不重要。这就是自发的精英管理制度。硅谷非常随意，没有穿着要求，也没有什么仪式，我们只是讨论想法，并且将其付诸行动。

2)   风险文化（The Culture Of Risk）。失败没什么大不了。在其他地方，失败是非常严重的事，你会遭到批评，你可能会因为失败而在一生中都受到谴责。在中国也是这样。如果想要创新，必须能够失败。在硅谷，一个人没有失败过几次是不会受到尊重的。我们把失败当成非常有价值的经验，很多我们中的知名人物都失败过。

3)   政策体系（The Framework Of Government Policy）。在这里我们讲宪法制度，我们讲法律在社会中起的作用，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利系统，法律制度，并且这个法律制度要很好地解决争端。还有破产制度，在美国你可以宣布破产，这不会彻底摧毁你，你可以创办另一家公司。这些都很重要。

4)   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我们有世界上最好的风投制度，这是创业者最需要的。风险投资需要对其钱有耐心，在获取收益之前需要等很久，并且VC需要意识到，很多他们的投资并不会取得很好的结果。没有很多的钱的支持是根本无法进行创新的。

5)   劳动力市场（The Labor Market）。我们有着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工，可以说是受过最好的教育的。在硅谷有很多有多个大学学位的劳工，那么你可以利用的劳工就是非常好的高素质劳工。同时这个劳工群体也是非常具有流动性的，他们不断跳槽，他们认为跳槽很正常，并且跳槽往往可以产生更多的点子和创新。许多地方有终身雇佣制度，我们并不认为那个有助于创新。

6)   配套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硅谷需要律师、会计和服务性猎头来帮助其快速发展。只有有了这些人，公司才能快速地发展。

7)   美国允许全世界的人到这个国度来（the US allows people to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硅谷是一个大熔炉，全球的人才都到硅谷来，我们并不加以限制，这才能使硅谷产生很多天才人物。

8)   生活方式（The Lifestyle）。这里的生活很舒适，人们就想去这里。硅谷的地理条件很好，有很好的天气，有很多户外活动机会，有很多博物馆和艺术中心，这些都很重要。硅谷的生活成本很高，是美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地方之一，但是人们还是愿意住在那里，因为生活质量很高。

以上就是我的清单，所有这些构成了硅谷的生态系统，一些地区有一些这些特征，但没有任何一个其它地区同时拥有全部特征。

 

五、浅谈长城战略与硅谷网联合作

武文生：我们关于中关村的研究持续了20年，而您关于硅谷的研究也持续了很多年。

汉考克：我想我们两家机构可以在研究方面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武文生：我们认为3种方式比较有吸引力。第一，关于《硅谷指数》。我们进行联合研究，一起设立研究的框架，组成一个联合研究的组；第二，你们举办硅谷大会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派出小组来参加；第三，我们希望每隔一段时间，双方共同召开一些有关于硅谷的、硅谷和中国园区进行联系的会议或发布报告。

汉考克：我认为我们应该去探索这个可能性。你们最感兴趣的是哪个？

王成刚：联合研究。我们在中国找到感兴趣的项目，你们负责最大的部分，一起研究。

汉考克：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人，在我们组织里做研究。我们提供硅谷的大基地，和硅谷的管理层和监管层接触。当然这个人会在中美两地跑，同时也对你们负责。

王德禄：现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在学硅谷，你们有没有想过在硅谷以外联合成立一个组织，比如中国、印度、俄罗斯、伦敦等受硅谷影响很大的地方，每年一次聚会？

汉考克：我们考虑过这种合作方式（Joint Venture），但这种方式是通过我们的研究实现的，我们会从欧洲、中国、俄罗斯、印度、南美等表现非常好的国家邀请人到硅谷参加一个会议。

王德禄：我们希望你们做这个事，我们会成为很积极的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