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华社记者讨论民营企业之一

    2012年7月18日，由新华社北京分社任峰和天津分社、河北分社、江苏分社等记者组成的调研组来到长城所，就民营经济的宏观视角和思路与我、刘志光、武文生进行探讨。我们主要就民营企业的发展现状、外部环境和监管制约发表了看法，并提出未来发展建议。由于本次讨论的内容非常丰富，故我将自己讲的内容整理为几篇博客。这是第一篇。

    在高技术产业领域，民营企业的问题更加突出，这是由于科技成果产权归属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创新体制建设。在这方面，我主要说几个问题：1、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的产权问题，2、大学在衍生企业方面的问题，3、科技成果的国有资产管理问题。

1、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的产权问题

    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是80年代知识分子下海的典型。随着他们纷纷退休，中关村所有制之结十分充分地暴露出来。中关村第一代创业者退休后，没有股权收益，不能做天使投资人，不能把自己的经验传承下来，使得中关村创新链条中断了。在我们国家高喊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关村要建设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情况下，这个矛盾就日益突出。去年去世的楼滨龙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硅谷的乔布斯去世后，引起世界关注，而楼滨龙去世后在中国和中关村几乎没有引起任何震动。楼滨龙的最大业绩是用创业的办法把中文激光照排系统推向市场，而他的成功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利益。在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半壁江山的情况下，国有大中型企业动辄对企业高管奖励千万元的情况下，第一代科技创业者却不能享受创业的成果，十分令人伤心。

2、大学在衍生企业方面的问题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关系，绝不只是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斯坦福大学从理念和制度上充分鼓励学生创业，以及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的各种努力，并且聘请成功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作为教授，与在校学生交流思想和心得。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所开放型、创业型大学的存在，硅谷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人才和智力资源，成为全世界的创新高地。

    中国有很多高新区，政府在高新区发展上也下了很大工夫。目前，中国有一些高新区发展得很好，比如中关村、张江、东湖等等。尤其是中关村，已经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科技园区，仅次于硅谷。但是中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发展却远远跟不上高新区的步伐。80年代，中关村的创业者都是北大、清华、科学院出来的，而现在有很多斯坦福、哈佛、MIT毕业回国的创业者，但却很少有清华、北大的老师或学生创业。这些年清华科技园办得很火，但却没有一个清华的老师在那里创业。清华、北大的老师现在都很不重视创业，也完全没有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因为在学校里他们旱涝保收，而且还有非常好的待遇，根本没有创业热情。这是很糟糕的现象。而且根据我的观察，这种现象在中国的高校普遍存在。

3、科技成果的国有资产管理问题

    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科技成果转化。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改变把大学的科研成果作为国有资产的政策。

    我们的国有资产现在无限地放大，我们的养老保险、人们交的税都是国有财产，上学的钱、看病的钱也是国有资产，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上过大学的人也是国有的，这是不对的。我们国家对科技成果的管理制度成形的时候，正是国有企业深入改革的时候，制定的政策基本上把国有企业的那一套用来管理大学的科研成果。在这个制度下，竟然要求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要报财政部去审批。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提出了800万以下的可以由科研单位、大学院所自行决定，我认为这个办法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关键仍然是怎么理解大学的科研成果，怎么理解纳税人交的钱所形成的公共财政资金与国有资产之间的区别。如果把纳税人交上来的钱都理解成国有资产，社会就变成了国家，很多问题就没法解决。

    在这方面，一些发达国家也曾经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并有了相对成功的经验。比如1980年美国通过了《拜杜法案》，明确规定由联邦政府资金支持形成的科研成果的专利所属权，归该科研项目承担单位所有，解决了一度困扰美国的研发动力不足、专利数下降、专利商品化能力缺乏等问题，使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政府在技术研发和技术转移方面形成了一个动力十足、运行流畅、利益共享的合作关系。类似这样的经验，我国也曾尝试学习，但是由于没有突破把科研成果作为国有资产的问题，已有的尝试基本是无效的！对这一点，决策者应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