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我受邀为宁波市外经贸系统领导干部做了题为“关于宁波如何发展大宗商品的若干思考”的演讲。这是我第三次为宁波市各级领导干部做大宗商品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对做市商制度讲的更多，所以专门把相关内容写成此博客。

    大宗商品作为当今规模最大的产业领域，过去10年由于资金的大量涌入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引起的需求暴涨，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和供需是否平衡已成为世界的焦点。这一过程产生了很多以大宗商品输出为主的国家，各国也越来越重视研究世界大宗商品资源的分布格局，加快掌控其资源控制权。但人们关注的焦点并不是这些资源所在地，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伦敦、纽约、芝加哥、新加坡和鹿特丹等大宗商品定价和运营中心。而伦敦无疑又是这些城市中最璀璨的一颗明珠。

    伦敦之所以能长期成为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是因为其泰晤士河边那所拥有135年历史和年金属交易量占全球80%的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但LME完善和独特的做市商制度才是伦敦成功击败鹿特丹、纽约和东京等城市成为金属定价中心的根本原因。

    LME依托做市商制度，参照期货成交价格，发布现货价格，真正起到价格发现功能，而国内的商品期货交易所产生的仅是期货价格。LME圈内会员和准经纪清算会员以自有资金承担风险成为做市商，其最重要和鲜明的两个特点和职责是：①在出现大起大落等极端行情时仍能接盘来维持市场交易和稳定，其不具有涨跌停板。因此LME做市商很可能会在低于买入价的情况下发生亏损。②做市商可以根据自身对客户的了解来决定对客户的保证金和信用额度的规定。而LME做市商是由巴克莱、花旗、汇丰、德意志和高盛等大而不倒的巨型企业组成，其资本实力雄厚程度和后续融资能力毋庸置疑，这就有力保证了市场交易的流动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由于市场经济仍不完善，金融制度的改革更是大大落后于经济的增速，中国的证券市场仍然不够透明和有较大的系统风险。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自身企业做大做强上市后，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和利益的诱惑，他们很容易成为庄家，而很难发展成做市商。其不透明的操作容易使价格起伏，而出现极端行情时出来救市往往又是政府，这样的市场是不持久的，投资者们也会越来越害怕把自己置于其中，结果又将引起企业融资渠道回归银行等机构的现象，这与一个合理健康的金融市场发展是相背离的。做市商在中国仍属于较新概念，在各类文件中出现频率很少，最近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中规定的“不得采取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让我感到很失望，一方面是该文件并没有真正理解做市商的概念，中国目前并没有真正的做市商，那些所谓的“做市商”仍存在着自身资本实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弱和存在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所谓的“做市商制度”本质上可能成为某些机构的“淘金工具”。另一方面，做市商制度是一个市场完善和合理的最好选择之一，只要有实力雄厚的企业介入和做市场制度的完善，可以起到稳定和活跃市场的作用，而相关机构却因为目前的“水土不服”而一律禁止，这将为中国做市商制度探索蒙上阴影。

    中国市场经济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当市场经济逐步成熟时，做市商是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应该给予完善。否则，就像现在，庄家充斥各个领域，让中小企业和中小股民蒙受更多的损失。现在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做市商制度的探索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希望有关部门给予充分注意，而不要轻易地打压正在萌芽的做市商制度。

    LME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便是依托现货贸易，其拥有大量的现货库存。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大发展实体经济，所谓实体经济就是“实业”，而制造业和现货便是实业的组成部分。美债和欧债危机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发达国家的发展越来越脱离了实业，这样的发展很容易受到金融风险的冲击，但像德国那样拥有强大制造业根基的国家在此次债务危机中受到威胁是最小的。中国的发展也不能放弃实业，而且要提升实业的层次和质量，与第三产业协调共同发展。

    宁波地处长三角经济圈，拥有很强的制造业水平，现货交易也很发达，但是仓储物流水平却十分薄弱。中国的仓储物流水平与自身经济发展是不匹配的，宁波作为大宗商品发展的前沿阵地，应该加大力度来进行仓储物流的建设和招商引资，通过引进世天威、CWT等国际一流公司来提高仓储物流水平，吸引更多大宗商品领域的做市商和金融、贸易和矿产企业落户宁波。此外，中国政府和银行业也越来越重视大宗商品领域的专业化、职能化，四大行更是在抓紧筹备大宗商品职能部门的建设。宁波应该紧紧抓住这次金融制度为大宗商品作出改革的机遇，尽可能地吸引国内大型机构落户宁波。只有站在大宗商品价值链的高端，实施国内外招商引资，宁波未来发展大宗商品之路才会更加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