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俊龙先生是我二月份去硅谷访问时认识的新朋友，两个月以后我们在中关村重聚，感觉非常高兴。杨先生是同美国科技界和风险投资界的华裔组团来中国进行考察的，此前已经去了深圳、厦门、惠州等地，北京是他最重要的一站。4月27日，杨先生携夫人叶燕卿女士来到长城所，我们就中国高新区发展进行了深入探讨。

    杨先生非常关注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同时也非常关注中国高新区发展的相关情况。目前，杨先生正在研究技术开发与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是“发展型国家”和“规制型国家”的有机结合。新中国建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采用革命活动的方式来进行技术开发项目。无论是“发展型国家”模式还是“规制型国家”模式都没有完全描绘出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采取了“发展型国家”模式，但是却采用了革命的方法，并且逐渐采用了“规制型国家”模式所采用的政策。中国产业政策革命与美国、前苏联甚至东亚国家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在产业政策革命的过程、进展以及发展的负面影响都有反映。

    我比较认可杨先生的这种观点，中国的发展确实同成功的科技政策分不开。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探索出一套适合自身特色的模式，特别是“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区域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些高科技产业的政策洼地和试验田推动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高新区的发展道路验证了杨先生上述观点，中国高新区目前处于“发展型国家”模式和“规制型”国家模式的中间状态，正在由政府主导发展向市场主导转变。早期的高新区，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技术积累较少，难以通过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获得快速发展，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引导等方式来推动发展。但是随着高新区的不断发展壮大，政府逐渐弱化在高新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转而发挥环境营造、产业促进和公共服务等职能。由于我国高新区的特殊性和分布广泛的特点，中央政府在高新区发展中只是起到政策制定的作用，地方政府则发挥了主导作用。

    赵慕兰顾问详细地分析了中国高新区管理体制的相关特点，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杨先生的观点。中国的高新区拥有领导小组、管委会和开发公司三个管理机构，领导小组是市一级的管理机构，管委会是市政府的派出机构，每个高新区管委会所得到的授权都是不一样的。高新区管委会根据授权的多少分为三种类别。第一类是没有行政授权的高新区，如中关村科技园区，没有行政权力和经济管理权力，拥有协调和服务的职能。然而，发展初期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拥有工商注册、财政、税收等经济职权，但随着园区市场化程度的快速提升，这些职权都统一到市级管理管理机构，目前管委会只是发挥总体规划、产业促进、协调和服务等功能，这即是从“发展型国家”模式向“规制性国家”模式转变的例证。第二类是与行政区合一的高新区，如苏州高新区，拥有行政权力和经济管理权力。第三类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高新区，既拥有部分经济管理权也拥有部分行政管理权，每个高新区的情况都不相同。从目前国家高新区发展情况来看，部分高新区正在重复着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道路。

    区域总监陈文丰还就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同高新区拥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国家高新区具有三种类型，一是世界一流园区，如中关村科技园区、张江科技园、东湖高新区等6个园区；二是创新型园区，如天津高新区、苏州高新区、广州高新区等；三是特色科技园区，如厦门高新区等。每一类园区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都有所侧重。此外，陈文丰还谈到了高新区的发展路径问题，也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创新为主线的园区，如东莞高新区、宁波高新区，所在地区经济发达，积极吸引大学、科研院所入住；二是以产业化为主的园区，如苏州高新区、无锡高新区，所在地区没有太多科技资源，主要靠产业转移和招商引资来发展；三是创新和产业化都兼顾的园区，如中关村科技园区、东湖高新区等，园区的市场化水平较高，管委会对园区的发展只是起到引导和服务功能。

    此外，我们还就国际金融危机下高新区的发展，中国高新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国家高新区扩容等目前高新区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