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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春秋》和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在历史上的地位和重要价值

(2024-01-02 10:53:13)
标签:

孔子

春秋

左丘明

左氏春秋

文化

分类: 人文,历史
      在中国,国家的组织形式开始于夏朝(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因为国家的建立必然要求以成文法代替习惯法,因此史官或历史作家作为成文法的拟定者以及行政事务和历史事件的记录者,都是国家的产物。孔子的《春秋》和左丘明的《左氏春秋》被视为中国编年史的最早题材应该不是事实。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年号,比如东周的春秋时期,鲁国统治者隐公的年号从元年到十一年。
       只不过是因为在孔子和左丘明之前的成体系的史书已经消失,因此孔子的《春秋》和《左氏春秋》是现今被保存下来的中国编年史的最早典籍。客观地说,孔子的《春秋》和左丘明的《左氏春秋》虽然都是描述东周的春秋时期的历史,但两者都各有所长,也有各自的缺陷。两者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不仅是中国编年史的编写指南,而且是理解儒家学说的重要史料。
       孔子的《春秋》是对鲁国史官的《鲁春秋》的改编,记录了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和礼仪民俗等内容。它是以时间为经度,以事件为纬度,严格按时间顺序来排列历史事件,包含历史著作应有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的基本要素,因此,其最早成为中国史书的两种叙述题材--纪传体与纪事体的基础。南宋著名学者和教育家王应麟(公元1223年到1296年)在《玉海》中指出:“历代国史,其流出于《春秋》。“
       孔子曾说过,《春秋》是属辞比事,即用遣词造句的方式叙述事件。它不是由相互独立的文字所组成,也不同于没有严格时间体系的史书,比如《尚书》。其属辞比事除了遵循正规的书写惯例外,还记载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往来、相互攻伐、朝会立盟、往来聘防、丧葬祭祀和自然灾害等。如果与王道有关,事虽小必记,与王道无关,事虽大而不书。
      《春秋》中的“微言”含有“大义”,在简洁的语言中隐喻褒贬,人称“春秋笔法”。任何史著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喻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而孔子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为什么孔子要采取这种“春秋笔法”因为《春秋》是一部当代史,涉及的事情都是当代的敏感事,涉及的人有的还活着。他不得不注意用词的含蓄性。
     《春秋》虽然渗透着孔子鲜明的政治主张和强烈的感情,但在记事上,他还是以客观、务实为原则。对于诸侯的淫秽、纳贿和仇杀等丑行,他敢秉笔直书,甚至对不守君道的天子也敢讽刺。如隐公元年七月,鲁惠公安葬已久,周平王却向慧公妾仲子赠送助丧物。孔子因此记下这个轻佻之举并向后世君王提出“君不君则犯”的警告。对于旧史的荒谬,他敢于去纠正。如鲁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旧史记载说:“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孔子把它改为“星陨如雨”,不信有流星陨落没有到地面就返回天上的荒谬现象。
      《春秋》编成后,先是在孔门学派中流传,后成为儒家学派的重要经典。到汉代,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于是统治者把史书《春秋》提升为经。经是赋予那些政治意义非常重大的典籍的尊称,其标准是从政治意义上判定的,并不在意这些典籍属于何种文体。而从史书向经书的转变标志着对人们《春秋》的关注点更多的是经义而不是史实。司马迁评论道:“《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司马迁高度赞扬《春秋》探索出的忠义是一种干预社会现实的精神。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私人编撰的史书,具有开创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不成熟的初创性。。它以16572个字记载春秋242年的事,实在是太简略了。《春秋》的题材基本上属于记事,而没有记言的特征,即缺乏了对人物语言的生动描述。
       鲁国史官左丘明撰写的《左氏春秋》比《春秋》的出版稍晚一点,也是反映东周的春秋时期的编年史作品。其在形式上弥补了《春秋》缺乏的记言特征,把记事和记言有机结为一体,创造了记事和记言相结合的新的编年史体裁。这种体裁做到了记事详明,记言生动,所写人物活灵活现。唐朝史学家和文学家刘知几(公元661年到721年)赞叹道:“逮左氏为书,不尊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读者寻绎不倦,览讽望疲。”
      《左氏春秋》的内容比《春秋》更丰富,增加了各种传说、趣闻轶事和民谣谚语,并对所有的资料给予精心的安排。除了记述君位的变化、执政者谋权夺势、政客官海沉浮、大小的动乱和战争以及五花八门的政变,还记录了春秋时期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风土人情。使后人看到春秋时期生动形象的礼仪、祭祀和禁忌等活动。
      《左氏春秋》在语言表述上更具创造性。善于以精炼、生动、形象的语言文字叙述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刻画各具神态的人物形象,模仿口吻毕肖的人物语言。因此,其语言技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晋代著名儒学家范宁(公元339-401年)把《左氏春秋》形容为“艳而富”。
      《左氏春秋》的不足之处就是记言方面不可避免的虚构情节,因为他掌握的资料不可能提供全面细致而准确的情节和极其生动的语言。但是,妙笔生花的文字不一定接近历史的真实情况。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公元768-824年)在《进学解》中批评左氏的浮夸。
      《左氏春秋》有180273个字,字数是《春秋》的10倍以上,其记载春秋的史事比《春秋》翔实得多,成为后人理解《春秋》基本脉络的重要参考资料,因此后人便把《左氏春秋》视为解释《春秋》的著作。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和军事家杜预(公元222年到285年)把《春秋》与《左氏春秋》合编在一起,与《公羊传》和《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因此,《左氏春秋》由史变为经,作为儒家重要的典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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