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著名画家拉斐尔在绘画《雅典学派》（The School of
Athens）用一种令人难忘的表达方式说明该学派的创始人柏拉图（Plato，427-347BC）和他最著名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在政治理论的方法论的差异：站在画面中央的柏拉图的手指向天空，表达的是其政治理论来源于抽象的知识（专业术语为形式）或者精神层面的因素，更多的是看不见的东西，比如数学、谐波学、天文学和逻辑学。某种程度而言，柏拉图的方法论是哲学上的认识论。在柏拉图一旁的亚里士多德的右手的手心向下，表达的是其政治理论来源于人类的日常生活，他的方法论被视为生成式的哲学理论，也可看成是哲学的本体论。前者是着眼于对事物发展过程的动态分析，后者论述的是事物整体与局部之间的相互关系。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论证了善和正义（或美德）是古希腊政治理论的基石。尽管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同，但结论是大同小异的。根据哲学的生成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伙伴关系是人类基于生存和安全的需要建立的，是那些没有彼此就不能生存的人之间的结合。
其中最重要的伙伴关系是夫妻关系，没有夫妻关系，就没有人类的正常繁衍，就没有老有所养。从这个角度看，夫妻的伙伴关系就是一种善，就是一种正义或美德。而柏拉图在《理想国》对话中叙述的三个社会阶层（统治者、生产者和辅助人员）的任意一种伙伴关系也属于一种善，即一种正义或美德。在柏拉图的眼中，最理想的统治者不是政治家，而是拥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哲学素养的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也论述了国家的善和正义，认为它是所有的善和正义中的最高等级。这与柏拉图在对话《理想国》中的表述是相同的。根据哲学的本体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起始于家庭（oikos），其可以看成是各种伙伴关系的组合：几个家庭联合起来构成一个村庄（kome）,
几个村庄构成一个王国（basileia），最后是几个王国构成一个城邦国（polis）。
上述的不同伙伴关系都对应不同类型的个人需求：家庭是个人生存的需要，村庄提供了个人对劳动分工的需求，王国提供了对定居点的安全保护，而城邦国的产生来自于个人建立共同体的愿望。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的产生来自个人内在的自给自足的需求。而自给自足的目标就构成国家的善或正义。这种善是最高等级的善或正义。
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不是对自给自足或个人自由的限制，而是其先决条件。因为我们的本性是社会性的，因此我们不能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解决吃、穿和照顾自己的问题。只有在国家的大环境下，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才具备获得幸福生活的基本条件：不仅可以解决个人的生存需求，而且可以为其他人提供所需的服务。
(2023-06-19 10: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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