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斯奇勒斯 (Aeschylus，525-456BC) 所著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 的一段著名段落中，曾统治世界的希腊神话人物天神提坦（Titans）列出了教给人类的技能和工艺编目：天文学、数值计算、写作、住房、畜牧业、航海、医药、占卜、祭祀和金属的使用。这篇文学著作大致反映了古希腊的智者当时已掌握的众多技能和专业知识。

       根据当时的天文学研究结果，雅典共和国从公元前432年的夏至开始实施农业耕种时间的立法：每隔19年为周期。其中的12年，每年为12个月，每个月为30天；其余的7年，每年为13个月，每个月为29天。柏拉图在中期的对话《理想国篇》和《蒂迈欧篇》（Timaeus）中对天文学的论述都是与当时农业耕种时间的立法相关联。

       柏拉图当时的广泛见识除了来自以苏格拉底为首的雅典学派的智者，也来自古希腊其他哲学流派的智者。柏拉图曾在公元前387年从雅典前往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代表人物塔兰托（Tarentum）的阿奇塔斯（Archytas，428-347BC）进行学术交流后，他接受了毕达哥拉斯的哲学理论，认为国家的政治体系可以被哲学和哲学家重塑。

       因此，柏拉图在雅典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致力于可造福人类的哲学追求。这次见面的一个插曲是阿奇塔斯向柏拉图讲解了自己是如何通过作图在一个正方体的基础上绘制一个是该正方体体积的两倍的正方体。这种几何方法至今为止仍没有被现代人所破解。

       柏拉图在众多对话中肯定了智者对于古希腊哲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也强调智者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陷。智者常因为自身的经济利益和个人的安全而攻击陷害他人或损害国家利益。 柏拉图在后期的对话《高尔吉亚篇》(Gorgias)揭示以智者面目出现的政治人物和以公众利益为导向的哲学家存在着激烈的利益冲突。当时的政治家卡里克勒斯（Callicles，484-403BC）在对话中警告苏格拉底，用哲学思维是无力在公共论坛上为自己辩护的。如果苏格拉底面对的是无原则的法官，其死刑的判决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对话中对怀有私心的智者主导雅典民主政体的弊病的论述是正确的。实力强大的雅典共和国竟然在从公元前431年开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the Peloponnesian War）被实力远不如自己的专制的斯巴达城邦国击败。

       为此，柏拉图在中期的对话《理想国篇》和后期的对话《法律篇》（Laws）中探讨了古希腊最理想的民主政体。结论是这样的政体应由那些品德高尚且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哲学家来管理，而不是怀有私心的政治人物。

       从中期的对话《理想国篇》开始，柏拉图就开始讨论幸福（希腊语：eudaimonia）的概念。当时的柏拉图把追求智慧和追求知识的生活看成是个人的幸福，认为这是最佳的生活方式。但在后期的对话《菲力帕斯篇》（Philebus）中，柏拉图承认这种幸福不切实际。因为只有少数社会精英才具备实现人生幸福的条件。但有条件并不意味着可以实现。此外，缺乏足够的动机也让实现幸福变成纸上谈兵。

       所以借助苏格拉底在《菲力帕斯篇》中的发言，柏拉图修改了个人幸福的概念：追求知识（智慧）和真正的快乐相结合的生活方式。无论是追求知识还是真正的快乐，都是一个过程或实现目标的工具而已。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实现幸福所隐含的个人和社会自我的完善和不断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