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9、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

凿  此章章句有以“其庶乎屡空”作一句读，如《论语详解》。

[集解]言回庶几圣道，虽数空匮，而乐在其中。赐不受教命，唯财货是殖，亿度是非。盖美回，所以励赐也。一曰：“屡犹每也。空犹虚中也。以圣人之善道，教数子之庶几，犹不至於知道者，各内有此害。其於庶几每能虚中者，唯回。怀道深远，不虚心，不能知道，子贡虽无数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虽不穷理而幸中，虽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虚心也。”

邢疏：云“言回庶几圣道”者，《易·下系辞》云“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是回庶慕几微之圣道。云“虽数空匮，而乐在其中”者，即“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是也。云“赐不受教命”者，言不受夫子礼教之命。云“惟财货是殖”者，言唯务使货财生殖蕃息也。云“亿度是非”者，言又用心亿度人事之是非也。云“盖美回，所以励赐也”者，言孔子之意，美颜回贫而乐道，所以劝励子贡，言汝既富矣，又能亿则屡中，何得不受教命乎？云“一曰”以下者，何晏又为一说也。云“以圣人之善道，教数子之庶几”者，言孔子以圣人庶几之善道，并教六子也。云“犹不至於知道者，各内有此害”者，言圣人不倦，并教诲之，而犹尚不能至於知几微善道者，以其各自内有愚、鲁、辟、喭之病害故也。云“其於庶几每能虚中，唯回”者，言唯颜回每能虚其中心，知於庶几之道也。云“怀道深远，不虚心，不能知道”者，此解虚中之由，由其至道深远，若不虚其中心，则不能知道也。云“子贡虽无数子之病”者，谓无愚、鲁、辟、喭之病也。“然亦不知道”者，谓亦如四子不知圣道也。云“虽不穷理而幸中，虽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虚心也”者，此解子贡不知道，由於有此二累也。虽不穷理而幸中，释经“亿则屡中”，言虽不穷理尽性，但亿度之，幸中其言也。《左传》“定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哀七年，“以邾子益来”，是其屡中也。“虽非天命而偶富”，释经“不受命而货殖”也。言致富之道，当由天命与之爵禄，今子贡不因天命爵禄，而能自致富，故曰“偶富”。言有亿度之劳，富有经营之累，以此二事，何暇虚心以知道？故云“亦所以不虚心也”。

[唐以前古注]皇疏：记者上列四子病重于先。自此以下引孔子，更举颜子精能于后。解此义者凡有二通。一云庶，庶几也。屡，毎也；空穷匮也。颜子庶慕于几，故遗忽财利，所以家毎空贫而簟瓢陋巷也。故王弼云：庶几慕圣，忽忘财业，而屡空匮也。又一通云：空，犹虚也。言圣人体寂，而心恒虚无累，故几动即见，而贤人不能体无，故不见几，但庶几慕圣，而心或时而虚，故曰“屡空”，其虚非一，故屡名生焉。故颜特进云：空，非回所体，故庶而数得。故顾欢云：夫无欲于无欲者，圣人之常也；有欲于无欲者，贤人之分也。二欲同无，故全空以目圣；一有一无，故毎虚以称贤，贤人自有观之，则无欲于有欲；自无观之，则有欲于无欲。虚而未尽，非屡如何。大史叔明申之云：颜子上贤，体具而敬则精也，故无进退之事，就义上以立屡名。按：其遗仁义忘礼乐，隳支体黜聪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义也。忘有顿尽，非空如何。若以圣人验之，圣人忘忘，大贤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复为未尽，一未一空，故屡名生也焉。此孔子又评子贡累也，亦有二通。一云：不受命者，谓子贡性动不能信天任命，是不受命也。而货殖者财物曰货，种艺曰殖。子贡家富，不能清素，所以为恶也。又一通云：殷仲堪云“不受娇君命”，江熙云“赐不荣浊世之禄，亦几庶道者也。虽然有货殖之业，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亦曰不受命者，谓子贡不受孔子教命，故云不受命也。

“億则屡中”亦有二通。一云：忆，谓心忆度事宜也。言子贡性好忆度是非，而屡幸中，亦是失也。故君子不忆不信也。又一通云：虽不虚心如颜，而忆度事理必亦能屡中也。故《左传》邾隐公朝鲁，执玉高，其容仰。鲁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皆有死亡，君为主，其先亡乎？是岁定公卒。仲尼曰：赐不幸而言中，是使赐多言者也。此忆中之类也。王弼曰：命，爵命也。忆，忆度也。子贡虽不受爵命而能富，虽不穷理而幸中，盖不逮颜之庶几，轻四子所病，故称子曰以异之也。

中，犹心也，谓虚心也。《礼》曰“虚中以治之”。

此释不受命而货殖焉也。虽非天命者，谓虽非受当时天子之命也。偶富者，谓家自偶富，非禄位所得也。然虽非时禄而富之，亦非清虚之士，故亦不知大道。

[朱子集注] 庶，近也，言近道也。屡空，数至空匮也。不以贫窭动心而求富，故屡至于空匮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贫也。命，谓天命。货殖，货财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贡不如颜子之安贫乐道，然其才识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贡之货殖，非若后人之丰财，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贡少时事，至闻性与天道，则不为此矣。”范氏曰：“屡空者，箪食瓢饮屡绝而不改其乐也。天下之物，岂有可动其中者哉？贫富在天，而子贡以货殖为心，则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穷理乐天者也。夫子尝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也’，圣人之不贵言也如是。”

刘宝楠《论语正义》：《尔雅释言》：“庶几，尚也。”又云：“庶，幸也。”《史记伯夷列传》：“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盐铁论地广》云：“夫贱不害智，贫不妨行。颜渊屡空，不为不贤。孔子不容，不为不圣。”是汉人解屡空皆为空匮。《广雅释诂》：“殖，积也。”《周语》“财蕃殖”，韦昭解：“殖，长也。”子贡货殖，谓居财货以生殖也。億，度也。（汉书）《货殖传》云：“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发贮鬻财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而颜渊箪食瓢饮，在于陋巷。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 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然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史记货殖列传》：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班传全文引此，而以“赐不受命”二句为孔子所讥，是“意则屡中”即承上货殖言。《论衡知实篇》：“‘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罪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又云：“子宫善意，以得货利。”盖《论衡》以“意贵贱之期”解意字。“数得其时”，数解屡字，得其时解中字。此汉人解谊之最显然可据者。

程树德并列别解三种：

[别解一]《论语补疏》：此章宜以“不受命”三字为之枢。皇疏引殷仲堪云：“不受娇君命。” 江熙云：“赐不荣浊世之禄，亦几庶道者也。虽然有货殖之业，恬愉不足，所以不敢望回耳。”两说于受命为合。揆《论语》此文，谓颜子不受禄命，，则贫而至于屡空。子贡不受禄命，则货殖而屡中。相较回也，其庶几乎。“货殖”上用“而”字，明从“屡空”作转。同一不受禄命，回不货殖故屡空，赐货殖而屡中，故不屡空。两“屡”字相呼应。不善货殖者，损折亦能屡空，赐则能屡中，谓如其所意度而得盈余也。回非不能货殖屡中，其至于屡空，本不货殖以得盈余，故空乏也。先提起“其庶乎”三字，下文倒装互发，周秦之文，往往如此，而此文尤其灵妙者也。何氏以不受命为不受教命，辞义遂不可达。

[别解二]俞樾《群经平议》不受命而货殖自是一事。古者商贾皆官主之，……若乎不受命于官，而自以其财市贱鬻贵，逐什一之利，是谓不受命而货殖。

程树德按：此章之义仍以朱注为长。以为教命固非，以为禄命官命者亦未是也。苏氏秉国《四书求是》云：“其庶乎，未明指其所庶者何。以下文‘不受命’对之，盖即指受命而言。”

[别解三]《论语集说》：空者，意必固我不留于中也。颜子之庶几于圣人者，以其屡空也。言屡，则有时而不空矣，未若圣人之纯也。

《反身录》：曰：屡空果室之空匮耶？抑心之空虚耶？曰：簞瓢陋巷，室之空匮何待言。屡空还是说心之空虚。心惟空虚，是以近道，惟其近道，故不以空匮动其心。亦惟屡空而未至于常空，如夫子之空空，是以未达一间。若以屡空为空匮，不但同门如曾子之七日不火食，歌舞若金石；原宪之踵决，子夏之肘露，可以称屡空，称庶乎。后世狷介之士，亦有居无卓锥，食无隔宿，而恬坦自若者，亦可以称屡空，称庶乎矣。先儒所以解空为空匮，深驳空虚无物之说者，盖恐学人堕于禅寂，不得不为之防。诚能明物察伦，深造自得，空豁其心，内外两忘，而惺惺不昧，有体有用，不至操失其柄，体用俱空，庶不负先儒防微苦心。

刘沅《四书恒解》：屡空，空字前人恐流于佛之言空，古训为空匮。然佛之言空，亦谓性体空明，私欲净尽耳，非谓人论日用皆属空幻也。人心易动而难尽，易杂而难纯。虽圣人德已大成，犹必精一执中，常人憧憧朋从，无一息之安止。圣人以存养教人，收视返听，敬止执中，收有觉之放心，复虚明之天性，始于操存，终于神化，《孟子》所谓“养气而不动心”也。夫子教人为仁，即是此理。

康有为《论语注》则以立命之义解之曰：孔子立命为大义，以人之富贵贫贱皆有命在……命有造之者，今之贫富乃其受报。故人宜早积功德以造将来之命，若日营琐琐之务，而荒累世之功，则非智者也。孔子因颜子子贡二人以明之。以颜子之才明，假而货殖，岂止億中。然命终短夭，则亦不能富也。

按：此所谓立命、顺命、造命之说，乃是命运说的三个组成部分。

钱钟书《管锥篇》（第四册，1280-1282页）：宗炳《答何衡阳书》：“佛经所谓本无者，非谓众缘和合者皆空也。……贤者，心与理一，故颜子‘庶乎屡空’，有若无，实若虚也；自颜子以下，则各随深浅而昧其虚矣。”……宗炳攀援释说，与何晏附会道家言，若符契然。晁说之《嵩山集》卷一三《儒言》：“颜子‘屡空’，先儒皆说空乏，晏始斥之，自为说曰：‘虚心知道’，不知言愈远而愈非颜子之时。”窃谓《庄子人间世》以颜渊‘家贫’持“斋”引入“惟道集虚”之“心斋”，何晏本之，兼举“财货空匮”与“心虚知道”二义。释氏更明以贫匮喻心体之净，……宋明儒者尤恣肆，……，此说之源甚远而流甚广也。《论语子罕》：“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皇侃《义疏》牵合“屡空”，将直白之惋叹释为玄妙之机锋：“然颜渊分已满，至于‘屡空’，而此云‘未见其止’者，劝引之言也。”宋儒如张载《正蒙·中正》篇：“盖得正则得所止，得所止则可以弘而至于大。……颜子好学不倦，合仁与智，具体圣人，独未至圣人之止尔！”何与六朝旧说，竟梦中神遇乃尔！谢良佐《上蔡语录》卷中：“学者才有所得便住，佛家有‘小歇场’、‘大歇场’。到孟子处，更一作，便是好歇。惟颜子善学，故其死，子有‘吾见其进未见其止’之叹”；……均以“未见其止”之“止”，等《老子》第三二章“知止不殆，譬道在天下”或第三五章“乐与饵，过客止”之“止”，犹《楞严经》卷一所谓：“譬如行客，投寄旅亭，宿食事毕，俶（chù,tì）装前途，不遑安住；若实主人，自无攸往。”于颜渊学行作此解会，何晏之注，已见端倪，宗炳之文，更具条例。何所本者道，宗所本者释，两家原不谋自合，而其徒皆欲说合儒家也。

此章解说，之所以纷繁复杂、歧义迭出，重点在“屡空”、“不受命”五字，此五字所解有异，则文义自歧义迭出矣。

观夫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则所谓虚中之说似乎不是孔子的知识观，而应当说除了“上愚与下智”，一般人从生存的意义上说是差不多的，而在现世的生活当中在由于习染之不同，而有不同；因此解为虚中恐怕不是孔子本意，而孔子的知识观当中，对于普通人的定义乃是通过他者加以定义和认知的，因此在社会生活当中认识人际问题、建立人生信念、提升自我是孔子对于人的理解的关键环节，从这一意义上说，所以孔子认为富贵问题是与人的自我问题相关的问题。

根据这一观点理解这一段话，那么富贵问题肯定是这一段话讨论的核心。因此前面所颜渊“回也其庶乎，屡空”，紧接着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明明是说颜渊安乎天命（富贵在天，此乃名位当中的富贵。就是说通过人际问题、建立人生信念、提升自我等谋得名位，谋取富贵）、子贡则不安天命谋取货殖之利而富，不是简单的训示问题，而是深深的叹息。应当说与樊迟问稼一类问题，如孔子所言“富若可求，则执鞭之事吾亦为之”，应该说从《论语》及其他文献记载看，孔子探究的重点一是治国安邦问题、二是人的定义问题，而稼穑之事、货殖之利则不在孔子探究之列。因此，孔子对于颜渊之空乏、子贡之货殖适成鲜明对照而大为感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引起了孔子对于自己坚持的富贵在天的怀疑，而堪称富贵可求之典型；换一个角度看，孔子遍历诸侯，求为卿士大夫，以展己才，何尝不是不受命，只是他坚持说“天生德于予”，从而就变得合理了。难道子贡货殖而富，其非此之类乎！若乎孔子讥之，亦犹人以孔子为“累累乎若丧家之狗”也，孔子曰然也而子贡亦可曰然也。

李零氏提出“庶”可能是“度”，并认同《论语补疏》的解说，认为“我怀疑‘庶’是‘度’所谓通假字。……‘度’与‘臆’同义，‘屡空’与‘屡中’相反，前后正好对称，意思是说，颜回命舛，度事屡空，子贡相反，臆则屡中”。

其实，不必强以“度”解“庶”，可以反过来理解而提出一种解释：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回也其庶乎，屡空。”如此，则“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所以致富）。颜回差不多是受命了，（因此不谋货殖，却）常常穷困”，重点当在颜回受命而穷困，子贡不受命而致富。

度  这一段话值得认真分析，因为涉及到社会变迁问题，以及对于社会变迁的理解问题。

西周时代的的封建制度，在春秋末年开始出现分化。杨宽先生在《战国史》一书中这样表述：

西周春秋期间，贵族的分封制、等级制和世袭制，是密切关联的。周天子除了直属的王畿以外，把土地人民和统治权力分封给亲属和臣属，称为诸侯；诸侯又这样分赏给亲属和臣属，称为卿大夫；卿大夫又这样分赏给亲属和臣属。于是就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一系列等级。各级贵族的爵位、权利及其占有的土地、人民和财富，原则上都由嫡长子（正妻之子）继承，其他儿子只能分到次一等的权利和地位。在周王国和各诸侯国里，世袭的卿大夫便按照声望和资历来担任官职，并享受一定的采邑收入，这就是世卿、世禄制度。[1]

对于这种分封制度的性质，许倬云以为：“西周的分封，以姬姜为主，其中已有血亲与婚姻的韧带，休戚相关，其来有自。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臣属，并不是新发展的投靠与依附。反之，西欧中古历史，异族一波一波的侵入，旧人与新人之间，及新来的异族彼此之间，原无君臣亲属姻娅诸种纠葛。在无序中，澄清混沌，建立新秩序，主从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必须明白规定，也必须在神前立誓许愿，以保证彼此信守不渝。”[2]

到了春秋末年，则开始出现另一种趋势。

从春秋末年起，由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在有些诸侯国内就出现了以粮食为俸禄的官僚，在卿大夫家臣中也出现了官僚性质的家臣，这种家臣不再有封地，而以粮食为俸禄。例如孔丘担任鲁国的司寇，“奉（俸）粟六万（斗）”；后来到卫国做官，“亦致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孔丘也曾任命原思做“宰”，“与之粟九百”（《论语雍也》）。到战国时代，这种官僚性质的家臣制，就逐渐发展成为中央集权政体的官僚制度。[3]

在春秋末年社会变化极其剧烈的时代，社会结构也在剧烈变化，除了世官、世禄制度向官僚制转变外，人生不再是获得性地位而是取得性地位，自耕农、手工业者、商人开始成为社会的重要成分。许倬云以为“商人此前（春秋末）是贵族的家臣”[4]，而此时开始作为一股新兴力量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富国强兵开始成为诸侯国的重要政策，“当春秋两大强国晋和楚在公元前579年订立‘弭兵’协定时，有一条款是要保证方便旅行和交通。”[5]

分封时代，富贵相随，货殖之利，尝不在士大夫眼界当中，然如太公封齐而取货殖之利，则货殖一事，早已发契（太公取货殖之利恐怕主要是官府性经营，商旅之发达恐怕还是春秋末战国时事），至春秋中页，“郑商人弦高犒师”[6]（即使弦高可能是官营商人）一事已经显露出商人的活力，而此后则已颇具规模。而孔子言语中，富贵仍是名位问题。放到西周分封模式当中来看，货殖、稼穑（小人哉樊须）乃是小人、庶民之事，而富与贵则是在分封当中所处位置的问题。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贵族沦为货殖致富、稼穑之徒已正在成为常态，但是怎样认识富贵问题却成为时代性难题，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当时思想状况的重要分野。如《管子》就提出了比较全面的理财观，相应的老子、庄子则提出了比较消极的财富观，商鞅、孙宾、范蠡等都提出了耕战结合的富国强兵观念。

从这一角度看，此处恐怕不是批评，而是感叹，并透露出时代性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