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步入建筑师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作品－深圳大学城哈尔滨工业大学园区，建成至今已有6年。

    ２００１年，哈工大幸运的和清华、北大一起，成为深圳大学城首批进驻院校；我的第一个作品也幸运的中标了。我负责从方案一直作完施工图，并全程作了施工配合，最后的实施效果跟投标方案差别很大，但比投标方案好！

　　这是一个有着“血泪史”的项目，呵呵！

　　试想，当时一个一脸孩子气的建筑青年，怎么可能获得甲方的信赖和认同，更何况这是当时深圳市的重点项目之一。正是在这种怀疑氛围的笼罩中，我常常是被学校牵着鼻子走，不停的颠覆和修改，少不了还有碰撞和摩擦。当时，还好有叶青院长，不但从一开始给了我巨大的的信任，还顶着压力不停的鼓励、支持着我，让我在责难中还能保持着创作者的热情。　　

　　当建筑接近落成，肯定的声音开始占到主流，我终于长舒一口气。项目之后获得了“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佳作奖”，那一刻，我感觉“平反昭雪”！

　　回想这个项目，我的收获太大，不仅完整的积累了项目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心境越发平和而又有了厚度。以后，不管项目怎么折腾，我都能坦然面对，而且继续保持创作者的激情，大不了从头再来。而这样的精神，在后来我下面的年轻建筑师中，却是如此的缺乏——项目一反复，热情就消逝殆尽。

　　今天看来，这个项目的成功之处在于它至少做到了建筑手法的一致性，这对于一个七万多平方米的建筑组群，看来还是合适的，再大则更需要多样化；同时，虽然用材简单，施工质量也不好，但丰富的建筑细部仍使这个建筑不算简陋；另外，一开始努力限制设计语言的做法让校园不那么混乱，谦虚的坐落在大学城里，既然没有能力做主角，至少不那么张显。

　　最后的建成效果呈现出一种表皮的文化符号感，因为怎样的过程会诞生怎样的结果。

　　反复的折腾后，这个项目最后留给我的创作空间主要是建筑的一层“皮”。初设做完时，建筑还只有寥寥两个概念立面，因为我有意把立面设计这个“最后的防线”推到了施工图阶段，因为这时校方不再看图，从而让我可以安静的精雕细刻，虽然是在大局已定的前提下做“最后挣扎”。

　　当时，“万科第五园”尚未启动，“中国美院南山路校区”也没有建成，所有对“中国式”原型的理解来自于贝聿铭的香山饭店。

   　我开始设计“文化”，孜孜不倦的描边、做线角、画窗套、分基座，如同一个化妆师尽力想把相貌平平的人重塑再造。

　　就像贝聿铭说不清楚香山饭店为什么把与北京不搭尬的“粉墙黛瓦”作了个时空大挪移，我也让文化和自己的作品来了一次偶然的邂逅。可能因为这样的风格更易控制，因为有原型在先吧——这正是这个项目的“拧巴”。

　　在尺度与空间节奏难以呼应传统的尴尬下，表皮的文化感是否还有立足的根基？

　　建筑立于一个没有文脉渊源的场所中，穿上了与母校关系也不大的外衣，这是“空降”的建筑吗？

　　过程中，北大园区的设计师曹翔评价说：“这组建筑立面挺有意思，但好象更适合北大校区”。这真是一句最富代表性的调侃，北大其实也不适合。看来，这种时空挪移的勇气在当时大多数建筑师的心目中没有疆界。

　　每次回头看这组建筑群，我都在想：如果现在来设计，我会怎么做？

    我越来越相信：建筑文化源于人们空间需求和营造方式的改变。站在历史的角度，当时自己设计出来的“文化”，恰恰是反文化！

　　《卧虎藏龙》中，余秀莲原谅了年少叛逆的玉蛟龙，仅仅希望她：真诚的对待自己；

    如果可以重来，我想，我也会真实的对待这组房子。

　　除了哈工大，今天大学城的其他院校始终没能出现期待中的热闹景象。深圳市政府善意的邀请、慷慨的投入似乎没有换来一流名校的忠诚，更象是为他们建了一个办社会培训班的场所。渴望速成的高等教育氛围在实现中大打折扣，就象建筑的文化一样，没有捷径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