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锫：人生的三次“归零”

文/李有为

在当代中国中青年建筑师这个圈子里，朱锫一直是低调的亮点。说他低调，在于他个性中的不张扬和利他，至于亮点，则表现在他所设计的建筑散发出的魅力光辉。

当初偶然选择了学建筑，命运把朱锫推到建筑设计这个行业，一干就是几十年。为什么能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行业幸存下来？“主要还是兴趣。我美国很多同学虽然现在还从事建筑行业工作，但早已经没有做设计了，因为建筑设计确实挺辛苦的，也挣不到钱。”朱锫坦言。

建筑评论家周榕是朱锫多年好友，回忆起朱锫的建筑之旅，感慨之情溢于言表：“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朱锫，他有三次重大‘归零’行动。第一次是出国。出国前，朱锫在清华大学已经是重点培养对象，设计和管理能力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继续在清华待下去也许现在已经是院长了。当时他抛掉这些去美国，仅仅为了去学习，并不是美国生活有多好。

“第二次是回国与朋友合伙成立建筑事务所。朱锫当时在美国一个很大的事务所担任很重要的职位，工作和管理都能够独当一面，如果做该事务所住中国总经理，按这条路走理论上说是比较顺，2000年我和朱锫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还讨论过。朱锫当时面临很重要的选择，一念之间，选择了一条比较困难的道路，与朋友合伙成立私人建筑事务所。放弃了很多重要的项目设计及其带来的像声誉与经济等等，与朋友一起白手起家，从零开始。刚回国时经济非常困难，可以说是揭不开锅，比较惨，因此下这么大的决心很不容易。

“第三次‘归零’是离开辛苦打拼的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成立朱锫建筑事务所，也相当于把回国这几年的成绩都抛弃，从零开始，因为要坚持自己的建筑理念。

“这三次归零我觉得都比较难得，对每个人来讲，都很难把以前已有的成绩或成就放掉，像这样放弃自己重要的东西，全部归零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能有这样的勇气很不一般，这也是朱锫有别于其他人的地方。”

直面建筑

“中国当代的建筑缺少文化性，也更缺少艺术性。”朱锫对此感触颇多，“建筑不仅仅是建筑个体，还有建筑从文化层面衍生的跟城市的关系，跟社会的关系，甚至于跟艺术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当代建筑最缺的东西。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新与旧都很特殊的时代，一切都可能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发展迅猛的现代城市里，建筑还得提高对文化艺术的关注。不管我们是从艺术还是建筑的角度去看，现在城市的发展更多的是表象的，是物理的（包括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和大规模的建造活动）。实际上在中国过去的十年里面，城市化程度的速度是惊人的，很多城市的文化在渐渐地消失。人们的生活质量应该更多地体现在城市文化的层面上，也就是我们谈的城市性，而不仅仅是一个表象和物理的城市化，精神和道德都与当代的文化发生关系，当然这种文化的基础源于历史和当代。”

谈到建筑，有两个关键词一直被关注着，那就是“城市”和“雕塑”，针对的是建筑与城市关系及建筑造型雕塑化现象展开的讨论。朱锫有他自己的观点，“建筑为什么存在？或者建筑今天你为什么要这么设计，而不选择其它？这确实跟建筑师自己对城市和人们生活的一种感情相关。城市需不需要雕塑型建筑？显然需要。一个建筑的魅力，有时能超越社会性和功能的需要。个性化的建筑会给人一种特殊的经验感受，给和谐的城市带来某种张力。但实际上大多数建筑是跟人的生活、跟城市发生直接关系的，所以我首先关注一个城市现象，然后去定位这个城市建筑。根据不同的环境，或者根据建筑在城市中的位置与使命，赋予建筑不同的内涵。特别是在当代社会里边，实际上建筑恰恰是把城市物质性的东西转化成精神性的东西的媒介。建筑把高度的现代物质文明，转化成精神和文化性的内容，建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手段，可以作为改造城市的手段，或者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的手段。比如对老城的更新，注入一个新鲜的活力，它既可以改造城市，又同时是一个可以让人跟自然发生很好对话的场所。

“我做的东华门酒店、宁波书城或者数字北京这几个设计项目，表象上看它们之间的差距很大，特别是数字北京和东华门。实际上这些建筑有一个不变的线索，那就是通过建筑来关注文化问题，关注城市问题。比如东华门酒店，如何把一个孤立的城市建筑跟城市融合在一起，在一个非常老的环境里注入一种新的能量，不是建筑自己的那种雕塑感。数字北京建在一个新区里，基地过去是农田。表象上看，数字北京跟鸟巢、水立方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在没有一个环境和城市的参照下，大家追求是一样的，那就是反映一种非常当代的城市文化，反映当代人们生活的文明或生活方式。拿数字北京的设计来说，它要回答的是：在信息时代，建筑应该怎样去被人使用，或者代表这样的一种信息时代文化。”

我们谈的艺术不是传统的艺术

“建筑的魅力是无法回避艺术这个层面的，西方最早的建筑系也设在艺术院校。在当代文化条件下，我们如何看待建筑的艺术这一部分内容？人们的生活是需要艺术化的，需要有趣的方面。一个建筑师除了具有社会责任感之外，建筑师之所以成为建筑师，需要对文化和审美有自己清晰的表述。”朱锫认为建筑与艺术关系的讨论，是针对传统审美观面临变革这种现象的回应，但建筑不是纯艺术，有功能和被使用的特点，有它的使命感。

“工业革命与现代文明造成了现代主义建筑的使命不同于过去，过去建筑对社会、技术甚至于材料都不是很关心的状态。到工业革命以后，现代主义建筑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社会性，强调了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实际上现代主义建筑诞生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所以就导致了一种在美学上相对于古典建筑审美的彻底的变化，从过去对自然、对植物、对有生命物体的崇拜，切换到对科学技术及机器的崇拜，这也构成了今天的美学基础。现代主义建筑在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当代人的审美情趣，因为审美基础已发生变化。”

如果我们看到现代主义建筑最成功之处，是运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城市文明，那我们更应该看到现代主义建筑改变人的生活，改变社会的初衷，今天的建筑更象装置，对城市、环境产生影响，不只是欣赏与被欣赏的层面。“一个艺术品可以改变环境，甚至人工作的方式、生活状态，这是现代主义建筑和现代艺术一个特别突出的地方。现代艺术所反映出的文化观念，在某些层面可能比建筑更敏感，更容易，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些艺术展览往往走在建筑之前。正确理解当代建筑，就需要和艺术一样，反映最敏感文化的层面，当然，我们谈的艺术不是传统的艺术。”

建筑评论家眼中的朱锫及其建筑

周榕：朱锫是巨蟹座的，性格中最闪光的点就是能体谅别人，关怀别人，这是一个建筑师特别难得的。朱锫所设计的建筑给别人的温暖感，其实跟他的这种敏感度，关怀他人的性格分不开。作为一个成功的建筑师，设计一个有个性的建筑其实不难，难的是如何让所设计的建筑感动别人，能够跟社会有包容性。如果建筑师要做一个很奇怪的形式，或者一个视觉冲击，这都是雕虫小技，当你投入建筑设计的时间越长，你的建筑怎么样能给所有的人温暖感，这种看不见的魅力，就需要建筑师的人格魅力，或者说人格特性来决定。

就我的建筑视点来看，朱锫的建筑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现代性。朱锫从美国回来以后设计的建筑都是纯粹的现代手法，以现代主义方式来做设计。在2000年之前，中国很少有人能用纯粹现代主义手法做建筑设计，即使有些现代性的建筑也都是二手的、间接的现代性。所谓的现代性建筑在2000年之前都不具备真正的现代性，它们是经过改良的现代主义，是经过乔装打扮的古典主义。朱锫不是最早回国来做现代建筑的，比张永和要晚了近十年。如果张永和是第一批回国建筑师代表，朱锫就在第二批回国建筑师中占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朱锫说对这个弱小的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做出了很好的示范。因为这之前现代主义对很多中国建筑师，或是误解或是曲解，让人觉得现代主义是很没有魅力、很枯燥、很差、很临时，其实这不是现代主义或者现代性的问题，而是做出的建筑设计的低质量造成的。对现代性的贡献在朱锫设计的深圳规划局大厦里明显表达出来了，很清晰地演示了现代主义的中国政府办公建筑在中国当代仍然充满了魅力，与城市、与人能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关联，同时在使用上也有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现在深圳规划局大厦已经成了深圳市一个新的城市标志，我想它也会成为中国当代建筑发展中很重要的现代主义建筑的标志。

第二个特点是城市性。朱锫一直在关注城市，包括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读书时就研究城市问题，对城市有自己系统的理论，他关注城市环境，对城市的感情和对城市的理解都比一般的中国建筑师要深入得多。也由于他在城市方面的深入思考和在城市设计方面的造诣，使他的建筑在城市中不是突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跟周边的环境或所面对的复杂的城市问题，有自己的解决方案。比如他在东华门酒店的设计中，对北京旧城接力，怎样在这个节点上既能跟北京肌理保持一致，同时又能给城市提供更大的公共空间，营造一个新的魅力城市活力区等方面，明显地反应了朱锫在这方面的思考。

第三个特点是建筑里难得的品质感。品质感是一个建筑师难能可贵达到的，普通设计一个建筑比较容易贴上各种标签，但这个漂亮的标签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一个高品质的城市环境。什么是高品质的城市环境？这品质里边包括城市文化环境，也包括具体的物质品质这些细节等等，这些品质综合在一起，叫做建筑的魅力。建筑的魅力很难得，你可以做一个很怪或者很新的建筑，很引人注目抢人视线的建筑，但你很难做一个真正有魅力的建筑。这不仅仅是中国建筑师面临的问题，西方建筑师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