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烧第三天了，有点挺不住了，终于在单位领导和亲友的劝说下决定去医院了。

先是来到离家最近的吉林医药学院附设的医院，挂完号，大夫一听说是“高热”，马上说：“我们不接待高热病人，必须去三级甲等医院。”

为了不战抖（高热怕冷）着乱跑，于是给465医院打电话，接话人员说不清楚，又给我个电话，却没有接。于是又给中心医院打电话，一位很磁性的男中音告诉我：“我们这里好像不接待高热病患，发烧都的去防疫站。”

我又给一位刚照顾完妻子和儿子高热病患的朋友，他告诉我，全市所有公立医院都不给治，必须去疾控所，去了也不给确诊，开个方让你回家隔离。民间小医院敢治，但是不敢去。

于是我来到附近一家规模较大的私立华侨医院。这里服务态度很好，来的病人一律给看，而且一个医生可以看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两方面的疾病（如果多看几个病患，说不定是包看百病）。好在我只是想做个胸透和血常规，没有对医生的过高要求。

医生给我开了拍片和血常规，于是多花了几十块钱，提高了一下医疗待遇，也是为我好。

片子很快出来了，拍片大夫很严肃认真地告诉我：“右肺有阴影，如果肺门不清楚，就可以认定是肺结核，那就得去结核病医院了。先按肺炎治疗，打三天头孢，再来拍片。”并叮嘱我要防止传染。

血常规正常。

到家附近的个体诊所打针。令人惊奇的是这里到处是高热病患，大夫和护士都没戴口罩，而且大夫也感冒了。我问大夫，“你们为什么不戴口罩？”他笑道：“戴也没用，还搞得大家都紧张。”

回到家，新文化报也到了，看到钟南山先生又发表了对国家疾控防治方面的担忧，亲历了这段看病经历，我也支持他的观点。瞒报是暂时的，当人们听到看到自己身边人的死亡消息，那时的恐慌可能是难以消除的，甚至会有人借此把死于其他病症的医疗行为都归结于防控不力的政治、法律问题，最终引起社会混乱。

钟先生实际也提出了政治层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