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旦宅作屈原行吟图

本文是文史界学者解读近千年一桩疑案的压缩版，难免引用古文原籍，不喜文史的请绕行。

端午已过去5天，被提到最多的，自然是三闾大夫屈原。可《资治通鉴》却有个令人难解的现象，一字没有提及他。为何权威的史书不载屈原呢？ 

    对《资治通鉴》不载屈原的讨论，其实在这部经典著作问世后不久就出现了。史家意见有两种：或讥司马光疏漏，或强调该书有不录文人的原则。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三助手之一刘恕的儿子刘羲仲，曾编过一部《通鉴问疑》，就记录过当年司马光和刘恕之间的讨论，其第一题即说，淮南王、太史公皆称屈原《离骚》与日月争光，而《通鉴》乃削去屈原投汨罗、撰《离骚》等事，属于“掩日月之光”之举。 这句“掩日月之光”，后来被很多讥议司马光的学者引用过。

 而为司马光辩护的声音也在南宋就已出现。南宋前期的邵博就称：司马光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这番取舍“当有深识”，只是他没弄明白司马光的“深识”在哪里。《离骚》明明不是空文，屈原也不是与政治绝缘的纯粹文人，为啥不选入呢？年辈稍后的南宋学者费衮则给出了另一个解释：“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君之谊，盖不可以训也。”原来费衮认为屈原的爱君并不够，所以《资治通鉴》不予记载。 后来顾炎武也认为：“此书本以资治，何暇录及文人！但顾炎武似乎也忽视了屈原并不是纯粹的文人，这理由并不够充分。

                                                                                司马光像

 其实司马光也认同《楚辞》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他写过一组《五哀诗》，第一首凭吊屈原的就是明证： “白玉徒为洁，幽兰未谓芳。穷羞事令尹，疏不忘怀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旧乡。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此外，司马光还有一首以《醉》为题的小诗和《答张尉来书》，都是借屈原事迹抒发幽情，对骚体的成就有很高的评价。两首诗一封信，分别让质疑派和辩护派中两种比较极端的意见站不住脚。至少司马光并不像李光地所说的那样，删去屈原的原因是  “于己所不喜”。也未必如费衮所想象的那样，嫌屈原大节不足取。

 屈原为何失去出现于  《资治通鉴》的机会？书中屈原有机会出现的地方有两处，都在第三卷。一是周赧王四年第二条：据《史记·张仪列传》载，屈原劝楚王杀张仪，而楚王不听。但《史记》的记载自相矛盾，在《楚世家》和《屈原列传》里，说是张仪离去后，屈原从齐国归来，问怀王为何没啥张仪？怀王后悔，但已来不及追了。这个情节《资治通鉴》没选用，很可能就是因为《史记》自相矛盾。第二个可能的出场机会，是周赧王十六年第三条：《史记·楚世家》和《史记·屈原列传》均载，有人劝怀王勿入秦之事。但说法又不一样，前篇说劝怀王勿入秦的是昭雎，后篇说是屈原。如果《楚世家》的史料等级优先于 《屈原列传》，那司马光就会舍列传而取世家。由此可见，《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事迹，可能并非由于司马光对屈原其人其文有何特殊看法而刻意删削，只是史料选择的自然结果。《史记》所载屈原两次重要的政治参与，都自相矛盾，屈原因此失去了出现在《资治通鉴》里的机会。

    当然，这个结论仍然无法完全解释屈原不见于《通鉴》的现象，只是作者的一种观点。

本文内容摘自6月15日《文汇》的“学林”《再谈屈原为什么没有出现在<资治通鉴>中》，作者姜鹏）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