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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关于深圳的报道：

      “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介绍，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他表示，这几类人员包括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者、涉嫌吸毒者、涉嫌卖淫失足妇女、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员等。”（据中国日报网）

       再看《新京报》的文章：《群众眼睛比GPS管用》。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难道群众的眼睛还比不上一个没有生命力的GPS？倘若能真正下决心用好群众监督，对官员的内部监督也能转向更具公正性的外部监督。

    据报道，为了监管党政主要领导干部8小时外的生活，重庆市酉阳县给239名官员发放了一部具有GPS定位功能的3G手机，要求他们24小时开机，接受跟踪监督，如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进行处罚。该办法实施一年来，当地共有82名党政官员被通报批评或诫勉谈话。

    据称，酉阳县此项措施是为了防止干部涉足赌场、娱乐场所等，降低官员犯错误的几率。这一初衷或许是好的，但高科技作为一种工具，既可以是一种监管手段，也可能成为反监管手段。事实上，酉阳当地持机官员频频发生手机“没电”、“毁坏”的情形，而媒体记者对13位持机官员的抽查也发现竟有8人定位失败，这已证明，试图以技术手段解决官员道德等思想意识问题，其效果十分有限……”

     深圳政府驱赶8万所谓高危人员和新京报的《群众眼睛比GPS管用》的共同问题是：用惯性思维看待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

 深圳要办世界大运会，要保证大运会的安全，因而就驱赶8万所谓高危人员。这是中国城市举办类似国际活动时的惯常做法。

 这样的做法存在哪些问题？稍稍想一下就能列出很多条：

1、这些人是高危人员吗？如果是高危人员，为什么平时不处置，举办国际活动才处置？是高危人员专门危害国际人员还是只有国际人员的命重要，国内人员的命不重要？

2、这些“高危人员”依法可以在深圳居住吗？如果可以，为什么要驱赶他们？如果不可以，为什么现在才驱赶他们？

3、如果这些“高危人员”，确实对社会危险，为什么不依法监视居住，把他们赶到外省市，岂不是把危险推给了外省市？

    不用再多想，就知道深圳的所做所为，完全是照搬过去的陈旧的大呼隆工作方式。按这一套搞，除了侵犯“高危人员”的正当居住权等人权外，对保安帮助甚少。

    《新京报》声称《群众眼睛比GPS管用》，则属陈词滥调。

  群众是谁？谁是群众？

  反腐要靠公民参予，要靠制度。也要靠技术。

  如果技术监督存在缺陷，可以改进。不能因为技术监督存在制度设计的缺陷或技术存在缺陷，就回复到“依靠群众”。用陈旧的政治概念，打压创新的反腐手段。

    深圳曾经是改革的前沿。新京报曾以新锐著称。把这两件好像不相干的事拉在一起评论，是因为这两件事都使我想到：改革需要新思维。改革首先要革去旧的思想方法。没有创新的工作思路，用陈旧的惯性思维对待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只会令社会停滞不前，甚或倒退。